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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天堂地狱等学说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恫吓和欺骗，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在统治者的倡导下，佛教在民间极为流行。本文对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关键词：宋代；民间；佛教；信仰
一、宋代佛教的中国化和世俗化
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佛教利用其天堂地狱的学说对广大的愚昧百姓进行恫吓，胁迫人们信从它。穆修说：“今佛氏之法，后三代而作，极其说于圣人之外，因斯民所恶欲而喻以死生祸福之事，谓人享有于其身者，皆由死生往复而取之。方于植物者，根夫善，善以之而生于今；种夫恶，恶以之而出于后。其为贵、为富、为寿、为康宁，皆根夫善者也，而统谓之福；为贱、为贫、为疾、为夭，皆种夫恶者也，而统谓之祸。祸福之报不移也。世闻其说甚惧，谓死且复生，则孰不欲其富贵康寿而恶其贱贫疾夭？虽君子小人，一其情也。然何如即可以违所恶而获所欲？曰：非去而为佛之秆，读佛之书，则不可。人所以悦其法而归其门者，为能得己欲恶之心乎？佛亦安能强使人附之哉！如死生祸福之说，使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亦尝言之，则人亦必从此六圣人而求之。如其圣人所不及，惟佛氏明言之，则人焉得不从佛氏而求之也？予谓世有佛氏以来，人不待闻礼义而后入于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导于人者矣。呜呼！礼义则不竞，宜吾民之皆奉于佛也，宜其佛之独盛于时也。”（注：《穆参军集》卷下《蔡州开元寺佛塔记》。）
统治者亦想利用佛教来“精神慰籍”（实际上是精神麻痹）广大灾难深重的劳苦群众，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因此自宋太祖赵匡胤以来，历朝的皇帝都对佛教采取了扶植和利用的政策。宋太宗赵光义对宰相赵普宣称的“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3。）的话，便是这种政策的意图所在。
在佛教徒的极力鼓动和统治者的倡导下，佛教在宋代广为流行，深入民心。高登说：“夫佛法流入中国以来，为害之日久矣，风俗渐染，信用之日深矣。而古人论之，亦已详矣，然在今日尤甚焉。”（注：高登《高东溪集》卷上《蠢国下》。）余靖说：“切缘市井之人，有知者少，既见内廷崇奉，则遽相扇动，倾箱竭橐，为害滋深。”（注：余靖《余襄公奏议》卷下《乞罢迎开宝寺塔舍利奏》。）陆游说：“自浮屠氏之说盛于天下，其学者尤喜治宗室，穷极侈靡，儒者或病焉。”（注：《渭南文集》卷17《黄龙山崇恩祥院三门记》。）又说：“予游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刹。”（注：《渭南文集》卷19《法云寺观音殿记》。）有鉴于儒衰佛兴，一些儒家士大夫颇多感叹，孙复在《儒辱》一文中无奈地说道：“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惑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其为辱也，大哉！”（注：《孙明复小集》卷3；《全宋文》卷401。）朱熹曰：“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绝。至于学校，则一郡一县，仅一置焉，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于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注：《历代名臣奏议》卷115《学校》。）
从社会阶层来看，佛教信徒涉及的社会阶层颇为广泛，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
以皇室来说，除前面所说的帝王外，后妃公主等也不乏佛教信徒。《湘山野录》卷上载：“太宗第七女申国大长公主平生不茹荤，端拱初，幸延圣寺抱对佛愿舍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发。上曰：‘朕之诸妹皆厚赐汤邑，筑外馆以尚天姻，酬先帝之爱也。汝独愿出家，可乎？’申国曰：‘此先帝之愿也。’坚乞之，遂允。进封吴国，赐号清裕，号报慈正觉大师，建寺都城之西，额曰‘崇真’。藩国近戚及掖庭嫔御愿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万年县主、曹恭惠王女惠安县主凡三十余人，皆随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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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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