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题录

       推荐序

为伟大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立此存照”

杨利慧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被誉为“中国民间文艺的万里长城”“前无古人的中国民间文学总汇”“中国民间文艺的百科全书”，相关工作也被称作“民间文学史上的壮举”。的确，这场始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持续至21世纪初的声势浩大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程，前后历时约30年，全国有约200万人次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和数百位民间文学专家参与该工程，共搜集民间故事184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48万余条，总字数超过40亿字；来自30个省、市、自治区的县卷本达到了4000余种！这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民间文学普查和搜集整理活动，大量珍贵的口头传统赖此得到音像和文字的记录，不仅系统保存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尚较普遍流传的多种口头文学形式，也为了解中国民间文学的总体风貌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为中华民族保留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三套集成的成功实践以及其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后续开展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奠定了根基，也为21世纪初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专业人才、方法论和组织工作的基础。由于三套集成工作的直接推动，中国民俗学也逐渐走出“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对活生生的讲述语境、过程和表演者的关注，促使民俗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现了向更具整体性的语境研究范式的转型。

　　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场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成果卓著、影响深远的工程，学界的专题性深入研究显得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于这一工程的具体而微的生产过程，缺乏系统的挖掘、梳理和呈现。这一规模巨大的文化抢救工程是如何组织和开展的？来自全国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个体是如何参与到这个工程中的？他们如何采集、整理一个个文本并塑造了三套集成的最终模样？集成工作的“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原则在实践中如何落实？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三套集成工作均至关重要，特别是，其中亲身参与者的口述史，更是为后来者深入了解这一伟大工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也为宏大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内部视角和现场感。迄今为止，对于上述问题和缺憾的系统性专门回应和补足工作，尽管已有一些成果，但总体上还是十分稀薄，特别是比较系统地对其亲身参与者进行的访谈，基本还是空白。

　　黄莺编著的这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过程、价值与参与者口述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也因此得到编委会的首肯，被纳入“民间文化新探书系”的出版计划。

　　黄莺于2012年秋考入我的门下，攻读民俗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她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时，鉴于上述缘由，我建议她以三套集成的参与者为对象，进行相关口述史的调查和研究，以弥补相关工作的不足，并建议她先从北京的关键性参与者入手，随后适当补充一些外地的参与者。于是，从2013年到2014年，黄莺对北京地区的多位参与者，特别是该工程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做了多次访谈，也前往昆明、上海、宜昌等地做了调研和访谈。其调研对象不仅包括当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前身）中的集成工作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还包括了集成工作办公室的领导、故事家，以及著名故事家和歌手的采录者等，调研的广度超出了我的预期。2015年，黄莺的论文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了答辩，答辩委员会在决议书中指出：“本文作者花费了很多心血，选择了中央和地方不同层面的19位当事人进行了口述访谈，不仅为以后的‘三套’集成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还在上篇中对这一文化工程的起因和过程进行了回溯和探讨，并对该工程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本文选题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建设、非遗保护以至中国现代文化史的重构均具有重要意义。撰写态度严肃认真，是一篇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

　　毕业以后，黄莺并没有将论文束之高阁，而是根据老师们的建议，对原有写作内容持续进行修订。2017年，她还对部分受访人做了补充采访并录像，之后也陆续将她了解到的集成数字化成果，以及她对集成工作与我国非遗工作关系的新认识，补充进了这部书稿中。从2015年完成答辩到2025年书稿出版，刚好是十年，算得上是“十年磨一剑”了。

　　本书是作者在原有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不断修订和完善的结果。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对集成的总体实施框架进行了说明，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按时间顺序全面梳理和呈现了集成从策划、启动到组织、推进以至完成的全过程，并对其学术和社会的价值与影响进行了阐述。下篇是19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集成参与者的口述史，以亲历者的局内人视角，生动展现了三套集成的动态生产过程。本书的创新之处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访谈和记录了19位集成参与者的亲身工作经历，并通过较丰富的第一手口述史资料，从局内人视角，生动展现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生成过程及其参与者的个体感受。这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和贡献。作者认为，对历史的回顾和书写，其参与者最有发言权；对集成而言，当年参与集成工作的民间文艺工作者最有发言权。19位集成参与者的口述史呈现出三套集成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声性，其中既有对采录和编辑工作场景的生动描绘，比如某个著名的故事家是如何“被发现”的，采录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如何说服那些心怀顾虑的老人开口讲唱，编辑对同一母题、不同版本的材料如何取舍等；也有对当时采用的田野工作方法的说明和探讨，比如如何录音，如何核实方言，如何做田野笔记，如何保存大量音像资料等；还有对集成工作者的精神的阐释，比如当年那些“老集成”对民间文化工作的使命感，以及与民间艺人“以心换心”的深情厚谊……参与者们描绘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十分生动鲜活，在对集成工作的深情回顾中也充满深刻的反思，从而为我们理解和研究这场伟大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充满质感的补充和佐证。对于集成的参与者，学界以往对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起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系统内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以及知名采集者关注稍多，对一般地方文化工作者的关注相对有限。本书的视域则突破了地域和身份的局限，受访者既来自集成工作的指挥部北京，也来自工作成绩较突出的一些省市，例如辽宁、湖北、云南、上海等地；既包括指导者和采集者，也包括工作中被发现的民间故事讲述人。经由作者如此的统筹安排，集成工作的多元面貌和参与者的多种声音得以凸显。如今，随着不少参与者的老去甚至离世，作者在该领域的工作愈发显得可贵。我也由衷希望，后续能有更多有心人在这一路径上继续推进，对更多参与者的口述史进行抢救性记录。

　　第二，结合文献资料和口述史，对三套集成工程进行了有一定理论深度的阐释。在上篇中，作者通过比较全面的学术史梳理，对三套集成的实施过程以及价值和意义等做了细致的分析，得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比如，作者认为，集成工作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民间文艺学科实践活动；该项目采取了高度联合行政力量和学术力量的设计理念，证明了在我国开展此类大型文化项目时采取跨部门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探索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官民结合的文化保护记录路径；该工程是较早的、自觉的、大规模的非遗保护记录工程。这些观点颇有见地。同时，作者和受访者均提醒我们：与卷帙浩繁的文本成果相比，集成工作的学术研究显得非常单薄，总体面貌呈现出“重文本，轻研究”的特点。这一提醒也十分中肯，相关不足亟待改进。

　　第三，补充了大量近年来关于集成工作的研究和数字化利用成果，揭示了相关知识生产过程的动态性。作者对近年来在集成文本和实践工作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展示了文化机构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新时期对集成工作的不同推进路径。例如，2009年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分别依托各自掌握的文本资料，进行了集成的数字化和文本再生产。这些新进展也充分显示了三套集成工程的深远影响和巨大开掘潜力。

　　自然，本书的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作为一部以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著作，本书在理论分析的深度和学术表达的严谨性上还显得比较薄弱。另外，本书所使用的资料范围相对有限，如果能更多利用《民间文学集成通讯》以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各卷本的前言、后记、审稿记录、编辑工作笔记等文献材料加以综合分析，理论高度和学术性无疑会更上一层楼。下篇的口述史部分，如果作者能抓住一些关键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追问和对话，其深度和反思性无疑会更强。

　　当初，黄莺为了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颇吃了一些苦头。那时不少老先生没有手机，一旦出门就很难联系上，为了联络，她打了无数个座机电话，也白跑了好多路；有的老先生听力差，她要用很大的声音跟对方交谈，一场访谈下来嗓子都快哑了，还要设法听懂老人浓重的方言；去外地做调研时为了省钱，她买票都买便宜的绿皮车，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就在火车上坐一夜……不过，在工作中她也得到了老先生们的“优待”，感受了民间文化的魅力及其从业者的热情，比如刘辉豪先生在访谈结束后，曾请她去昆明有名的“建新园”吃正宗的过桥米线；阮可章先生和夫人特意打扫了屋子，在自己家中热情接待她。

　　黄莺在读研期间，曾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实习一年；硕士毕业之后，先在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工作了几年，后转行到出版社工作。这些实习和工作经历，都帮助她不断深化对集成工作的思考，也让她有机会观察和积累有关集成工作的研究和转化成果。如今这部专著能够出版，殊为难得，也是对其十年来付出辛劳的最好回报。希望黄莺能以此为砥砺，继续认真、快乐地工作，在自己热爱的文化事业里结出新果实。

　　是为序。

2025年9月18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后记：

       本书的选题灵感最早来自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时导师杨利慧教授的启发，那是2013年的事了。从彼时起，杨老师就一直鼓励、支持我通过访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参与者，以口述史的方式呈现被访者关于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这项伟大工程的个体记忆和群体记忆，探究民间文学集成的生产过程，挖掘其当代价值。杨老师还多次叮嘱我，要把访谈做扎实、做深入，论述部分立意要高远、要增强学术性和思辨性。她还帮助我促成了本书的出版。

　　本书下篇口述史中的被访者，都是德高望重、耐心友善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和学者前辈，他们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和极大的宽容、信任，使我能够顺利完成本书的写作和修订。书稿为了行文方便，分别用“先生”和“女士”的称谓区分性别、以示尊重，而没有沿用学术界常用的“老师”称谓，谨此说明。硕士毕业后，我又在工作中掌握了一些关于集成的新近研究成果和开发利用案例，并且有机会在2017年对刘锡诚、李耀宗、张文、贺嘉四位先生再次进行访谈，我将这些材料也整合进了书中。

　　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遗憾常常与我相伴。在我的访谈计划里，周巍峙先生、乌丙安先生、李松先生等文艺界、学术界前辈本应该列入其中，尤其是李松先生，他曾经是我的老领导，并且非常支持我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推进民间文学集成工作者口述史项目。我以为访谈的机会很多，却没料到几位先生早早离去，并没有留给我面对面聆听教诲的机会。从2015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到现在，还有数位口述老人先生辞世，这更加深了我的痛心和遗憾。尽管本书的内容还不够完善，思考和反思的深度还有所欠缺，但我还是努力修改完善，将它送到了读者面前。

　　丁红美、王素珍两位师姐不厌其烦、不辞辛苦，督促和帮助我完善书稿内容、修订部分讹误、提供重要图片，在此过程中，她们的细心和专业令我印象深刻。祝鹏程师兄在百忙之中抽空帮忙审阅书稿并撰写专家审读推荐信。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本书记录和探讨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学者前辈以及民间文学讲述人，他们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中数十年的奉献、智慧、思考，在当下仍然具有巨大的榜样力量和研究价值。

　　谨以此书向各位民间文艺工作者前辈致以深深的敬意！

黄莺

2024年5月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