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21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在社会舆论中“横空出世”，之后在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学界踊跃参与，政界、商界、娱乐界也纷纷参与其中，唯恐与它失之交臂。放眼望去，很少有其他学术术语能像“非遗”一样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个原本由学者创造，用来指代“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专业术语，一时间成为了各行各业的口头禅。然而，看似忽然火热的“非遗”热并非是“横空出世”，考察其来龙去脉，不仅和国外民俗学界的推动有关，和国内民俗学的发展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非遗”热的产生，是社会发展水到渠成的必经阶段和必然结果，“改革开放的文化成效在积累中，巨变需要等待在本质上具有替代作用的事件在正确的时间发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恰是这样一个‘正确’的事件，2000年后恰是这样一个‘正确’的时间”。其中，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就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长达20余年的成书过程，为日后的“非遗”实践提供了扎实的思想储备、理论储备和人员储备。本文将以“三套集成”为例，考察其在“非遗”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一、三套集成的简单回顾

 

　　众所周知，中国民俗学滥觞于五四时期的歌谣征集活动，从那时开始，一大批文人学者投入到歌谣的搜集和研究之中，并以《歌谣》周刊为阵地，逐渐形成了颇有声势、蔚为壮观的歌谣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歌谣周刊虽已停刊，但是已经点燃的歌谣学、民俗学热情却没有熄灭，对少数民族地区歌谣的发掘，对抗日根据地地区歌谣的改编利用，皆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1950年代，受到政治因素的强大影响，“红旗歌谣”风起云涌，塑造了一代学术话语。然而不久后，整个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因为文革的爆发，而失去了声音。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民间文艺工作者就对民间文化“人亡歌息”的现象有了深刻的担忧，无奈文革的爆发使得这种忧虑雪上加霜。幸而，在文革结束后，民间文艺研究会较快地得以恢复，1978年1月《民间文学》复刊后，立即对动用民兵在甘肃康乐县花儿会期间封山禁歌行为进行了纠正。2月号，又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为藏族史诗<格萨尔>平反》，7月号发表了钟敬文先生的《为孟姜女冤案平反》一文。次年4月，又发表了钟敬文先生的《“五四”前后歌谣学运动》，同年9月25日至10月5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为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民间歌手、诗人平反昭雪。在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各地民间文艺家协会相继恢复或成立，民间文艺研究热潮又一次高涨起来。与此同时，学者更为迫切地感受到抢救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1981年12月29日至1982年1月2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决定：在全国普查、采录的基础上，编辑一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歌、民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研会联会发布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的文件。1986年5月，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宣布接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与其他七套艺术集成志书并列成为“十套文艺集成志书”，并向国家申报列人“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从此，民间文学集成统归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所属的规划办公室领导，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具体组织实施和负责编审工作。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由此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时期。到2009年，三套集成全部出齐，距1982年决定编辑集成已过26年，距歌谣集成首卷《广西卷》编审完成，也有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