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二、三套集成的历史脉络

 

　　三套集成的编纂，是上世纪末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文化工程，我们审视此项工程，并不能把它孤立地当做某一时代的文化项目，它也绝不是一个一时兴起的文化运动，而应把它放到百年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视野下予以考察，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它所具有的意义。

 

　　从思想渊源上看，它顺应了五四以来科学、民主的思想潮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以“打倒孔家店、反对旧道德”为口号，开启了中国现代的文化革命。学者们，首次将目光由上层阶级的士大夫文学艺术，聚焦到了乡间社会的民俗生活，《歌谣》周刊第三号中，常惠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一文中，开篇即坦言，“歌谣是民俗学中主要的分子，就是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民众日常生活中口头创作的文学作品亦是不亚于“诗三百篇”的宝贵文化财富。这一由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群体所倡导的，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运动，此后一直激荡在中国学者研究实践中，正如高丙中所言：“作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到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就算结束了，但是文化革命却没有结束，新文化运动所建立的文化逻辑以及由此建立的现代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还是在发挥作用，并没有性质的改变。”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下，深受五四影响的钟敬文等老一辈学人，始终心怀民间、眼光向下，在文革结束后立即提出了抢救民间文艺的工作。虽然他们的搜集工作，不再是为了革新旧有文化、启蒙麻痹民众，但是重视民间的感受、让百姓说话的拳拳之心，仍然可见一斑。

 

　　从文化传统上看，我国历来重视对民间歌谣的搜集工作。虽然我国的民俗研究始于近代，但是对于歌谣的搜集工作却早已有之。早在西周时代，我国就有采诗的优良传统，当时的统治者期望通过搜集民间的歌谣、诗歌，以了解民风民情。在《汉书·食货志》中就有记载：周代“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宣公十五年《公羊传》注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女，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礼记·王制》中也说到：“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到了春秋时期，经过孔子删编的《诗经》则成为了当时政治家、思想家在辩论、讽谏中的论据，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和社交作用。到了汉武帝时，其设置的乐府，更是我国采诗历史中的重要创举。1918年2月1日，由刘半农执笔、刊发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则开启了近代收集歌谣运动的大幕。受到西方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歌谣搜集的目的由“观民风，知得失”让位于“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目的。解放后，上世纪50、60年代，歌谣的搜集工作仍在继续，在1958年全国采风运动搜集的歌谣基础上，编辑出版的《红旗歌谣》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虽然毛主席提倡搜集歌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新诗，然而那时的歌谣搜集实际上却成为了歌颂时代、突出个人、神话领袖的政治工具。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政治环境的宽松、观念的解放，使得恢复歌谣搜集这一文化传统成为了可能，“三套集成”的发起者们希望通过广泛、深入的大规模普查，尽可能地采录在民间流传的有代表性的各类民间文艺作品，以期将这些濒临消亡的民间文艺珍品保存下来。

 

　　从学理上看，三套集成的采录工作延续了对于文本研究的重视。我国歌谣运动从发起伊始，和德国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以及芬兰民族解放运动一样，就带有重建民族精神的目的，不论是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还是在建国之后起来的一批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都具有深切的爱国情怀，“国富民强、民族觉醒”，成为他们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将民俗看成久远过去的遗留物，常惠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一文中曾说道：“文化愈进步，歌谣愈退化，这是最容易明了的。不信调查野蛮民族，就知道了：因为越是野蛮民族歌谣越发达。”故而“许多国家民俗学一开始就具有从急剧变化的现代生活中抢救过去文化遗留物（民俗）的学术取向，民俗学者在自己学科领域所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对民俗传统资料的记录、保存和保护。”不论是德国的赫尔德搜集整理的《民歌集》，格林兄弟整理编写的《格林童话》，芬兰的伦洛特整理编辑的《卡勒瓦拉》，还是我国歌谣运动时期搜集整理的诸多歌谣文本，都体现了对于文本搜集的重视。而当时的民俗学研究方法，不论是历史地理学派擅长的比较法，或是从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历史演进法，还是在民间故事研究中的结构形态研究，也都是立足于文本的。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选择以文本为最终呈现形态，自然就成为了当时“三套集成”研究者们的不二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