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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间故事不仅是民众生产生活的文化结晶，更是增强国家认同的核心文化资源。“故事中国”作为一种学术理念，旨在超越既有研究中以宏观结构、历史进程、精英思想为主的视角，转而探究民间故事如何将抽象的国家认同内化为民众的文化自觉与情感归属。民间故事在认知、情感、社会、历史和政治层面的多维整合，共同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制。因此，将“故事中国”从学术理念转化为实践路径，推动民间故事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故事中国”；民间文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深层基础，而文化认同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生动的文化载体。民间故事作为最古老、最普遍的叙事形式，塑造出一系列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在增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指出，民间故事中蕴藏着丰富的民族团结元素，是当下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文化资源。大体来说，分为如下三类：一是宏观层面的整体研究，重点在于分析民间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此类研究或主张从多民族民间文艺的整体视角出发，探讨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或主张从民间文学中提炼共享的文化传统与表达方式，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二是从中观层面展开，聚焦于特定区域或多民族共享的民间文学资源。这一路径既包含对特定区域内多民族民间文学的深入考察，以此探寻其中蕴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着眼于以“弟兄祖先”神话和“同源共祖”神话为代表的多民族间共有共享的核心母题与类型研究。三是微观层面的个案研究，依托于具体的个案来分析民间故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例如考察《司岗里》如何为佤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提供合理性，探究彝族史诗中“月中有树”神话所蕴藏的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丰富资源，论述景颇族目瑙纵歌通过景颇族神话、历史的视觉化表意和仪式化实践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以及分析德昂族龙阳神话的当代生产与转化如何为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提供了重要的资源等。总体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和深入的机制分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笔者尝试提出“故事中国”这样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旨在为深化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也能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相应的学术支撑。
一、从“何以中国”到“故事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外界交流的增多，以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开始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作为一个兼具本体论和认识论意涵的核心命题，“何以中国”不仅可以追问中华文明的历史生成过程和本质属性，也关涉当代中国的自我理解与文化认同，更是关系到民族国家构建的重大话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学界对“何以中国”的探讨。大体来说，关于“何以中国”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如下路径。
第一，考古学的研究为理解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实证基础。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是由国家主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它们为构建早期“中国”的时空框架提供了关键证据。与此同时，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模式的理论探索，如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和“满天星斗”学说，严文明的“重瓣花朵”理论，均论证了中华文明是在不同区域文明的长期互动与融合中形成的。沿着这一思路，当代学者继续追问“中国”的早期源头。这些基于考古的研究成果，共同揭示了早期“中国”是在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格局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复杂共同体。
第二，历史学的研究从历时维度考察了“中国”认同的构建过程。历史学脉络下的“何以中国”探讨，又可分为两种路径：一是从悠久的历史传统内部，挖掘“中国”认同的文化因子及其演变轨迹；二是聚焦近代以来从传统王朝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进程。在此路径下，既有对思想家主张的深入分析，也有对国家思想谱系的系统梳理；既有对中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互动影响的细致探讨，也有对“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发展脉络的追溯；此外，还有对民族主义话语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在全球史比较视域中展开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凸显了“中国”认同的双重属性，它既是在漫长历史中积淀而成的文化观念，也是近代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产物。
第三，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侧重于从空间互动与族群关系上理解“中国”的内部复杂性。这一视角强调历史上众多民族间的交往、互动与融合，共同塑造了“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费孝通的理论起到了奠基作用。他从“民族走廊”理论发展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理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提供了重要框架。近年来，有学者在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基础上，又进一步识别出“东北亚走廊”“苗疆走廊”“沿海民族走廊”等新的互动空间；还有学者倡导将“通道”与“走廊”并用，以便更精准地把握中国社会整体性的生成机制，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动态过程。这些研究生动地再现了边缘地带的人群流动与文化交融，直观地呈现了“一体”与“多元”复杂的互动过程与机制。
第四，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致力于发掘支撑“中国”认同的核心文化要素与精神传统。此路径的标志性成果是杜维明的“文化中国”理论，他主张从文化层面将“中国”理解为一个由内而外的、层次丰富的“意义世界”。与杜维明侧重精英文化的视角不同，李亦园从民间文化、生活世界的角度切入，强调饮食习惯、家庭伦理、宇宙观等“小传统”同样是构成“文化中国”的重要基石。当然，还有一些学者从礼乐文明、“配天”传统等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中探寻“中国”形成与发展的机制。
上述研究路径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极大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共同构建了一个理解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立体框架。这些研究成果虽视角各异，却在很大程度上共享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取向，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它们采用的是“精英中心”与“文本中心”的方法论取向。考古学的实证研究、历史学的史料考证以及思想文化史的经典阐释，它们所依赖的材料多为官方和文人阶层的创造物。这种研究方法所呈现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精英所书写和定义的“中国”，普通民众在其中往往处于失语的、被动的状态。在此视野下，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探讨，很容易遮蔽其深厚的民间根基。
其次，对共同体“情感维度”的相对忽视。近些年来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提醒我们，民族国家的构建不只停留在制度和观念层面，更需要通过情感的运作来完成。既有研究多从结构、制度等理性层面分析“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却较少探究它赖以维系的情感基础。然而，正是这种能够跨越阶层、地域和民族的集体情感，才能将抽象的共同体理念转化为成员们内在的、具体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最后，对普通民众的主体性认识不足。正如前文所言，既有研究往往预设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传递模式，即普通民众的认知由国家制度和精英文化所塑造。这种视角往往容易忽略普通民众在文化接受与文化再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他们并非被动地接受，而是会以自身的生活经验为参照，对上层的宏大理念进行理解、协商乃至改造，将其创造性地融入自身的日常生活。倘若忽视这一“自下而上”的民众文化实践，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间社会扎根的复杂过程。
以上这些不足提醒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宏观结构、历史进程和精英思想层面。宏大的“中国”观念，是如何转化为普通民众内在的文化自觉与情感认同的？抽象的国家理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感知、理解与接纳？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群众，又是通过何种媒介来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学者应调整视角，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这正是当前“何以中国”相关探讨中尚显薄弱的关键环节，也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笔者认为，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正蕴藏于那些代代相传的、鲜活生动的民间叙事传统之中。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中国”认同的形成与发展，并非直接来自对经典文献的研读，而是根植于民间故事及其共生的信俗、节庆、礼仪、艺术等。它们如同一座关键的桥梁，连接着国家与地方、精英与大众、历史与实践，将“何以中国”的宏大知识体系，转化为民众心中有血有肉、有温度的文化归属感与国家认同感。因此，民间故事不应仅仅被视为研究的材料，更应被看作是认识和构建“中国”的核心文化符号。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提出“故事中国”这一理论框架，聚焦于涵盖了史诗、神话、传说等体裁的广义民间故事，试图从民间文艺学的视角，系统探讨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内在肌理和实现路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故事中国”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化民间文学与民族国家关系的探讨，而且为新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利用民间文化资源来增强中华文化认同、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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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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