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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以来的民间文学教材建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间文学教材的初创期。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民间文学教材基于“五四”文学革命思潮，在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对比中构建教材的基础理论。第二阶段是民间文学教材的成型期，从4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民间文学教材承续延安文艺“以人民为主体”的传统，凝聚共识的框架体系逐渐形成。第三阶段是从70年代末至今，民间文学教材建设得到大发展，经历了从体系固化到反思自身，在语境研究的学术转向中开拓新的形式。
关键词：民间文学教材；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大学教育
引言
一个学科的教材体现了该学科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成果，民间文学教材是民间文艺学基本理论的重要载体，有着明确学界共识、催生学术增长点、指导后学等重要作用。民间文学教材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在“五四”文学革命影响下，经由基本术语并不统一的初创期，形成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二元对立的话语逻辑。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教材继承延安时期“人民文艺”的传统，在外来苏联经验、国家文化建设与学科内部逻辑的碰撞间孕育，民间文学教材体系在困境中酝酿成熟，并形成了80年代之后的民间文学教材出版高潮。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运动的大规模开展，亦使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这一重大内容得以纳入民间文学教材体系，民族民间文学教材亦取得显著成果。民间文学教材“概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一方面意味着民间文学学科发展趋于成熟，基本知识与基础理论取得广泛共识，具备知识普及所必需的可复制性与传播性。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民间文学教材处于有限创新、理论框架近似、囿于本科阶段教育的限制之中。初版于1980年的《民间文学概论》仍是本学科最权威的教材，但《民间文学概论》是偏重于基础知识的入门教材，供本科生了解民间文学知识，为更高层次的学生提供用于研究的理论工具则不足，存在理论层面的时代差距。若是面向研究生教学，张紫晨《民间文艺学原理》、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与董晓萍《现代民间文艺学讲演录》三本教材虽能起到一定提供工具的作用，亦已出版多年，难以吸纳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及新的理论方法。因此，回顾民间文艺学发展史，归纳各历史阶段通行教材的主要特点，有助于发现民间文学教材建设中的缺憾，总结可能的新发展方向。
从民间文学教材建设史的视角来看，呈现出“民间文学”与“民间文艺学”两种不同的概念体系分立的状态。“民间文学”自梅光迪于1916年提出之后，超越了“白话文学”“平民文学”“俗文学”而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非作家文学研究中的“显性话语”，虽然仍与“民间文艺”“民众文艺”等多词并用，但其指代的与作家文学对立建构的文艺形态却愈发鲜明。与之相对应，“民间文艺学”的概念早在1935年即提出，从学科领域与研究对象两方面对“民间文学”进行拓展。本文以从“民间文学”到“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史历程为线索，在回顾百年来民间文学教材建设的得与失的基础上，反思民间文学教材应有的形态，探索民间文学教材建设的可能性，将有助于民间文艺学基本理论的更新。民间文艺学高等教育的进步使民间文艺学的学科立足点更加稳固，更好地应对学科从属的困境。
一、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民间文学教材的初创期
自20世纪20年代始，随着“五四”文学革命影响力的深入，作为一门学科的民间文学走向了繁荣发展，高校中的民间文学课程亦开始出现。1923年北大风俗调查会成立后，张竞生开设了“风俗学”课程，开风气之先。中山大学于1927年开设“民间文学”课程，1928年开设民俗学传习班，课程内容涉及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类课程逐渐走入大学教育，至1938年有十余所大学开设民间文学类课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由于民间文学搜集、研究、教学实践的需要，具有教材性质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也开始出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期，可称为民间文学教材的初创期。
从源头上追溯，“五四”文学革命塑造了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文学革命带来了“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对立的逻辑，从而激发从民间寻找“民族的诗”的北大歌谣运动，作为学科的“民间文学”由此诞生，同时形成了民间文学的“五四”传统。这一传统关注什么是“民间文学”，一方面认为民间文学是反映民众心声的比作家文学更高级的“国民文学”，既为民间文学铺垫了人民性的底色，又形成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在比较中建构的理论逻辑基点，为民间文学学科与教材的形成提供了本土理论资源；二是开创了“文艺的”与“学术的”两条研究路径，“学术的”借鉴西方人类学与民俗学理论，研究作为“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的歌谣；“文艺的”则不仅要“表彰隐藏着的光辉”，书写国民心声，更期盼在歌谣之上产生“民族的诗”，在张扬文学革命立场的同时，暗含着从民间文学中诞生“国民文学”的期待。这两条研究路径涵盖了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性与生活文化性，奠定了从文本与文化两方面进行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于这一视角，本文从如何对“民间文学”进行界定的角度，探索民间文学教材初创期的特性。
民间文学教材在其初创期非常明显地借鉴了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的观点。1921年，胡愈之《论民间文学》一文最早系统地对民间文学进行总论，其定义与分类基本取自人类学：“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德文的‘Volkskund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像那些神话、故事、传说、山歌、船歌、儿歌等等都是。”胡愈之参照英国人类学家托马斯（N.W.Thomas）的观点，将民间文学分为故事、有韵的歌谣和小曲、片断的材料三大类，几乎是照搬了西方民俗学的分类方式，说唱文学、民间戏曲等中国本土民间文艺现象不在其中。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教材既以添加讲唱文学、重新划清边界等方法对其进行完善，同时也基本延续了这一分类方式，民间文学教材仍有很浓重的西方民俗学的影子。
现今所见最早的民间文学概论著作是1927年出版的《民间文学》，作者徐蔚南。《民间文学》虽然篇幅短小，但不乏学术的严谨性，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其观点具有代表性。十章内容包含了民间文学的理论与作品两部分，如作者所言：“民间文学范围极广，本书目次虽寥寥十则，但关于民间文学的全体，大致已包举无遗了。”前五章为民间文学概论，题为：民间文学是什么、民间文学的守护者、民间文学的价值、民间文学与文学、民间文学的分类。实际上涉及民间文学的定义、传承、功能、特征、文体分类等基本理论问题。徐蔚南以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比较作为基点，为民间文学勾勒出了最基本的结构，通过与作家文学在创作过程、作者、创作动机、传承方式、创作后是否改动、读者这六个方面的对比，他将民间文学定义为：“民间文学是民族全体所合作的，属于无产阶级的、从民间来的、口述的、经万人的修正而为最大多数人民所传诵爱护的文学。”刘锡诚认为这一定义参照西方民俗学理论，尽量从中国民间文学实际出发，站在文学立场对民间文学进行界定。钟敬文在当年11月即写作《“民间文学”一评徐蔚南〈民间文学〉》一文予以回应，肯定了其首创之功，理论概括精妙明白，颇具特色，但仅通过与作家文学的对比来界定民间文学，不足以凸显民间文学自身的特征，且全书篇幅太短，稍显简略。
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进行对比，其实已经隐含着后来由钟敬文所提出的“民间文艺学是特殊的文艺学”这一思想，既强调民间文学自身的特殊性，通过与作家文学的比较完成民间文学的本体建构；又强调其属于文艺学，本质上是文学属性，避免民间文艺学被人类学与民俗学裹挟。“五四”文学革命主将胡适提出的“双线文学”观，以涵括着“民间文学”的“活的文学”来对抗以古文文学为代表的“死文学”，其两种文学的对抗是文学发展的动力的文学史观，深刻地影响了民间文艺学的话语逻辑。较长时期内的民间文学教材编纂者，都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导向“民间文艺学是特殊的文艺学”的结论。由这一二元对立结构可拓展至“三线文学”“五线文学”“源与流”“中国文化三大干流”等诸多话语的继承与流变，构成了属于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内在传统与理论资源，使民间文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探索不再局限于对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的借鉴。
1930年出版的杨荫深《中国民间文学概说》和1932年出版的王显恩《中国民间文艺》是同时期有影响的两部教材。《中国民间文学概说》共分六章，相比徐著缺少了论述民间文学传承的章节，增加了“民间文学的由来”论述民间文学的生成史。该书有以下几点特色：（一）坚持文艺学立场，强调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平等地同属文学。（二）引用原始思维等理论，论述民间文学发展史，认为民间文学最早是歌谣，其后发展出神话、传说和其他文体。（三）分类体系更具有合理性。（四）大量列举民间文学材料，占全书篇幅70%以上，实际上将作品选引人概论体系。王显恩《中国民间文艺》共七章，论述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民间文学的意义、价值、分类、产生。第一章论述民间文学学术史及最后一章论述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为前两书所未有。第四章列举了中外学者22种民间文艺的分类方法，评价比较后给出了自己基于韵文与散文分野的分类方法。该书的特色是：（一）资料价值较高。第一章记载文学革命以来的民间文艺学术活动，对各地的民间文学组织和刊物介绍详尽。（二）对民间文艺学的学科边界有自己的理解。《中国民间文艺》全书使用的皆是“民间文艺”这一术语，虽然以民间文学为主，却也涉及民间音乐，突破了文本中心。（三）对民间文学的变异现象给出了一定的解释。
上述两书继承了徐蔚南对民间文学的定义方式，首先认为民间文学是文学，然后在与作家文学的对比中确认民间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杨荫深借用美国文论家韩德（Theodore W.Hunt）对文学的定义，说明文学有四个条件，即思想、想象、感情、引起一般人的理解和兴趣，而民间文学有“自然的音律，精妙的结构”，符合文学的定义，是“真正的文学”。而从文学演进的视角来看，文人文学受原始社会的歌谣与神话的哺育，民间文学亦吸收文人文学的内容，二者密切联系，价值相等。从特征上来看，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有口述的与写述的，群众的与个人的，平民的与贵族的，自然的与雕饰的四点区别，这四点区别并不损害二者同为文学的本质。王显恩认为民间文艺符合文学的内质，“民间文艺是文学，这句话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不仅将民间文艺与作家文艺对比，同时也将民间文艺与平民文艺、文丐文艺、通俗文艺、白话文艺区隔开，强调民间文艺的集体性、口头性与阶级性。
在民间文学的分类上，徐蔚南的故事、歌谣、片段材料的三分法基本参照英国民俗学的列举式归纳，缺乏严密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杨荫深则对比文学的小说、诗歌、戏剧三分法，将其分为故事、歌谣、唱本三大类。故事包括神话、传说、趣话、寓言，歌谣包括童谣、山歌、时调、谜语，唱本包括唱词和唱曲，王显恩亦采用了类似的分类方式。虽然时人质疑这一体系不包括地方传说、谚语、谜语、歇后语这些拥有大量材料的常见文体，且作者对神话、传说的定义不明确，常与地方传说混淆，但其明晰程度显然高于徐蔚南的分类。陈泳超特别注意的是杨荫深对唱本的强调，认为这是基于中国民间文学实际情况的较大进步。
1935—1936年，魏建功在北京大学开设“民间文艺”课程，编写讲义《民间文艺讲话》。他通过具有音乐特点的汉赋追溯到诗、乐、舞一体的古代文化，认为民间文学的实际流传中往往三者一体，明确了“民间文艺”的名称。讲义现存三篇，题为“民间文艺与雅乐”“民间文艺与音乐”“民间文艺与伎艺”，非常强调民间文学与音乐的关系，论述了歌诗与音乐的联姻。由于讲义未完，仅涉及远古时期的歌谣一种文体，但可感其独创之处。不仅通过敦煌学进入俗文学领域，并且提出古代民间文学的创作与传承依赖职业艺伎，可谓洞见。
总体而言，初创期的民间文学教材书写具有探索性的特点。从教材所服务的高校课堂教学而言，这一阶段的民间文学课程多以介绍、启发为主，注重深入浅出与基本概念的厘定，并不意在培养学术研究能力，缺乏专业训练环节。从歌谣运动开始的现代民间文艺学具有多学科参与的特性，一方面为民间文艺学提供多学科的理论借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非专业性，存在学科意识淡薄、学科归属不明的问题。一部分课程冠以“民间文艺”“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纲要”此类总括性的名称，依附于历史学、语言学与民俗学，将民间文学理解为生活文化与民众知识的一种，对其文学性关注较少；更多的课程依托于歌谣、神话、童话等各民间文学文体，依附于文学，处于文学类课程框架体系下，作为古代文学和白话文学的补充，而相对忽略其日常生活性。陈泳超指出：“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入调查，带动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方法更新和程度加深。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都不以民间文学本身为旨归，而是拿民间文学作资料，进行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民间文学的整体面貌反而因此弱化了。”歌谣运动开拓的“学术的”与“文艺的”两条道路各自独立发展。
这一时期的理论著作由于以上特点，多是各高校学者出于自身授课便利编写，以总结课堂经验的讲义形式存在，缺乏单独编纂教材的精力，仅少量印刷流传于师生内部，多数为未完成稿，显示出学术队伍的势单力薄。同时，也意味着教材建设动力的缺乏，不具备推动民间文学教材编纂的社会需求，多数学生并不具备对民间文学的真正兴趣和足够的了解。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的“歌谣”课程尽管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却并没有成为常驻课程，讲义也处于未完成稿的状态。钟敬文热心主张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传习班有22名正式学员，到课程结束时却只剩下6人，落得尴尬境地。因此，这些教材与论著的学科立场常常不同，基础概念尚未明确统一，对民间文学的定义和范围仍有争议，作为研究对象的“民间文学”仍然面貌模糊。俗文学是否属于民间文学、说唱文学是否属于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是否属于民间文学研究范畴，是民间文学还是民间文艺等等此类探讨常见，却未有公论，出现术语使用上的歧义性。
同时，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教材却在使用“概说”“概论”式结构框架上趋同。虽然立场和结论各不相同，诸位教材编写者都选择了以民间文学的定义、价值、分类、特征四个方面构建基本的理论框架，且着重阐述民间文学各文体的分类方式与特征描述，文体做为民间文艺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民间文学的定义具有模糊性，如徐蔚南“民族全体”“属无产阶级的”“最大多数人民”等描述，难以作为判断某一文体是否属于民间文学的具体标准，宝卷、弹词等俗文学、说唱文学即面临如此困境，于是诸位编纂者都选择了以穷举法列出他们认为属于民间文学的文体，从侧面逼近“民间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这一思路也影响了以后的民间文学教材体系，一方面埋下民间文学本体论隐患，另一方面使民间文学教材形成独有的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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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杨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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