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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在教育制度中“二分”的局面，促使青年学人反思学科“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的基本问题。有鉴于此，云南大学文学院于2021年1月3日在线召开了“面向未来的学术共同体——云南大学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座谈会”，邀请青年学人畅谈。后来这一探讨在线上陆陆续续持续了一整年，现整理出部分内容刊出，以期在反思民俗学/民间文学基本问题上抛砖引玉。
——主持人 张多
摘 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当下高等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从学科体系上讲，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是一个经由“中国人文化塑造及其生活表现的经验研究”关联起俗信、节庆、物质、文艺、遗产等分支的学科体系。从学术体系来说，民俗学/民间文学是以传统民俗文化研究序列中的“同人群体”为主体，经由学会、刊物、公共文化、高等教育等基本要素相联系而成的，具有学院、民间与官方三维结构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功能的学术活动整体。从话语体系来看，民俗学/民间文学秉承中国文化脉络和中国经验话语，在各国各地区民俗研究之间开展对话、交流与互鉴，并积极致力于在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之间搭建桥梁，促进当代民众获得美好生活、达成民心相通。
关键词：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学术共同体;“三大体系”
民俗学之“学理”何在？——兼谈基础读本建设
张多
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作为一个长于研究民众生活中习俗与文艺的学科，有自己较为特殊的学术视角，也即将“民众的知识”作为知识生产的对象。乍看这是一个悖论，民众的知识似乎用不着也不应由一批学者来“生产”。亦有不少同行学者认为民俗学不应充斥精英的调性，须以更接地气的姿态“到民间去”，民俗学生产的知识不能让普通民众看不懂。这其中存在一些对民俗学解释的偏差。
借用岩本通弥的话说，“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如果民俗学的学术追求是为了“接地气”，让普通人都看得懂，那么民俗学就必定会陷入“研究对象的悖论”。或者说，民俗学存在的必要性被消解了——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学者对“民众之俗”本身并没有多少话语权。1922年12月17日发表的《歌谣》周刊“发刊词”所提出的“学术的”与“文艺的”两个目的，也被许多学者反复强调，认为这是纠正当前民俗学/民间文学发展诸多问题所需要回溯的总根源。的确，“学术的”民俗学是为了通过民俗来探索中国的社会文化机制，“文艺的”民俗学则是为了启蒙民众、塑造新民。也即，“民俗”只是“民俗学”的途径而非目的，民俗学本质上仍免不了是精英的。我们无论怎样声称与民共情，却始终是他者，并仍要使用民众听不懂的概念来著书立说。
如果对近年民俗学大型研讨会的论文题目加以鸟瞰，我们很容易看到充斥着对某项“奇风异俗”的“浅析”“初探”，作者与作者之间缺乏对话的基础，甚至学术训练毫无交集。究其根本，盖因学术界误以为“民俗学”就是以“民俗事象”为纲来组织研讨的。那么，何种研讨方为民俗学的呢？就我新近看到的例子而言，彭牧在为一册探讨手工艺的非遗论文集撰写的后记《思考手工》中，有这样几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正如手工艺的名称中的‘手’所凸显的，手工产品是身体的创造物。人的身体、人的技术是产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仅仅是抽离、复制这些技术本身，无论是利用机器还是利用人，都将失去手工生产的本质特性。”看到这篇短文，即便我并不研究手工艺，但我仍从中被激起对话欲。这种民俗的身体属性和人本特征，和我所研究的口头传统何其相通。
当前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发展所遇到的瓶颈，表面上看是学科在国家规划谱系中位置模糊造成的，实际上是其“学术的”层面上的贡献尚不具备充分的“不可替代性”。也即我们以“民众的知识”为研究对象本身没问题，但不能缘木求鱼，深陷于想象的“民间”而忘记学术的责任；更不宜作茧自缚，以批判性写作、实验性写作、建设性写作、表态性写作、科学性写作、资政性写作之别来划定重重小圈子。中国民俗学百年来的思想贡献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贡献，都不令人十分满意。我们“到民间去”的目的并不只是做民间知识的“转述者”，也并不止于做民众生活“温度”的监测者，而是要从中勘破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经验和启示。我们的基础调查工作在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有长足发展，积累了大量民俗志（但这方面仍远远不够）和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文本。近30年来，我们也在学习西方民俗学/民间文学理论方法上有了很大进步，不仅基本吃透了西方理论的内涵，也有许多本土化的实践。但是，我们基于调查、基于一手资料、基于他山之石而生产出的本土理论、本土问题、本土话语还不能令人满意。
在众多衡量一个学科良性发展的指标中，基础性或入门级的读物（教材）是一项重要工作指标。编撰基础性读物，有赖于学科整体的研究进展业已有诸多稳定的学理领域和问题意识。这也是吸引同好读者进一步深入特定领域的重要途径。目前，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的基础读本、入门读物，还停留在“论文集”的程度。确有不少高质量的文集，荟萃了一些消化西方理论、本土化尝试的成果。也有若干冠名“概论”的入门教材，但这些教材基本上是“民俗事象”和“民间文学文类”顺序罗列式的框架。这类缺乏问题意识（特别是本土问题意识）引导的教材，已不能适应当前研究者的需求。
民俗学/民间文学长期以来缺乏“问题意识引导式”读本的根本原因，是学界对很多基本问题缺乏共识，甚至长期在何为“民”“俗”这样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进一步说，我们对很多本土研究中产生的实际问题、理论探索、话语尝试缺乏深化与升华。例如学界推动传统节日成为法定假日、推动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都是非常好的学术实践，但缺乏基于这些实践的进一步理论、话语提炼和生产，使其成为公共学术产品。学界投入大量精力去阐释民众如何过节，但又鲜有人能说清并穷尽中国民众到底怎样过节。到头来，这些描写性研究还不如一套《中国节日（影像）志》来得直观。
如果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入门基础读本只是停留在告诉读者“有什么”“是什么”，而未能提供“为什么”“要怎样”，那就无怪乎读者认为民俗学只是一个“知识性”领域，不像一个“学理性”领域。民间文学也一样，如果研究只是提供对文本的解读，而不提供文本的产生机制及其启示，那就无法立足。
回溯以上，我们会发现，尽管描述清楚“民众之俗”本身并不是民俗学的目的，而是途径，但难度正在于此。要想讲清楚民间生活里的一个民俗事象，需要艰苦的田野调查、完备的学术储备、较强的感知与文笔输出能力，这些也是民俗学研究生培养的重点。但问题是以上素养的养成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成本，许多民俗学硕士研究生，还没等参透“何谓民俗”，就已经转行了。要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编撰若干“问题意识式”的基础读本，让初读者快速明白民俗学的学术诉求是什么、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什么，而不是一来就迷失在词义拉锯、细碎知识和价值论辩的丛林中。
进一步说，阐释民俗、调查民俗的能力，只是民俗学育人的副产品，而不是终极目标。民俗学专业科班出身的标记应当是具备对民众生活经验的洞察力、对人类各异的民俗实践的思辨力、对从小社区到大社会链接机制的分析力、对个体何以被民俗塑造成为“俗民”的解释力、对民俗利用和民俗惰性的批判力。就拿最近社会上热议的“改革陈规陋习”“禁售丧纸”“禁索彩礼”“老龄化和少子化”“抵制洋节”等问题，民俗学学者显然是失声的。这并非因为民俗学没有这方面学术积累，恰恰是因为知识和素材积累颇丰，而问题意识和理论深化不足，参与跨学科对话和公共事务的力度不足。就像康丽在评论民俗学对新冠肺炎大流行之洞见时指出：“想要经世致用，民俗学就应当尝试并置‘群体性’与‘公共性’的思考，在异质主体构建人类整体的思辨框架中，积极寻找将个体实践的私人境遇与能反映社会结构的文化传承关联在一起的可能。”
总之，“贴近民众”是无限接近但无法抵达的姿态，且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在以不同方式切入人的生活，民俗学不应把“到民间去”的过程错当做目的。民俗学最终还得回到学术对话和理论创建。建设一套“从民间来”的社会文化和民众文艺学科、学术和话语的体系，才是中国民俗学的立身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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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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