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分体制下的学科归属与学科建设
祝鹏程
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高校的情形有点不同。虽然已经成立了中国社会学院大学，也培养本科生，但目前总体上还是走研究机构的路子，招生规模相对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间文学室成立于1953年，民间室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1世纪初，民间室获得了招收博士研究生的资质。从整体来讲，民间文学学科在文学所不算热门，但有比较悠久的传统和深远的影响，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三卷本）、《中国民间文学史》（六卷八册）、《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三卷本）等代表性成果，同时有比较稳定的、较少受干扰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环境。
现在的招生目录里有好几个不同的方向，比如口头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民俗学基本理论、传说学、史诗学以及民间文化与通俗文化等。但是从整体上讲还是以民间文学为本位，兼顾民俗学相关研究。所以不管教育部那套学科目录体系怎么变化，对我们来说一直没有太大影响。现在我们的学生进来可以做民间文学，也可以做民俗学。像这两年毕业的博士生，有做纯文本研究的，比如有的学生做的是宝卷中的女性、中国传统风俗志中的家乡观念、童话观念的形成与儿童的发现等；也有的选题偏重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的，比如有的学生研究家乡的节日传承机制和功能。
从我所属的学科环境来说，还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但我并不否认，目前我们的学科发展是有一些问题的。表现之一，是在各种会议上，我们的学者坐在一起，往往各说各话，缺乏展开对话的平台、机制和共同语言。我们的学科是通过“切蛋糕”来建立起知识生产的格局的，你做神话，我做故事，他做节日……因此，我们的学科蓝图是由很多块蛋糕拼起来的，这就造成整个学科的内部结构是松散的。钟敬文先生在的时候，可以凭借个人的“克里斯马”（chrisma）把这个蛋糕箍起来，但他去世以后，蛋糕就一下子散开了。这样的知识生产方式也导致一个问题：即我们缺乏共同的学科追求和问题意识，从而造成缺乏一个对话的平台。所以，很多小范围内的知识生产就变成了知识和个案的积累，没有转化成共同对话的基础，学科内部的对话就不好展开。
自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因为学科建制的原因而分开，分属文学和社会学后，在“二分体制”下，就有不少学者担心，觉得时间长了就会造成知识结构的隔阂，没法对话。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不是目前学科问题的核心。为什么呢？我们学科之间的对话本来就不容易展开，比如，同样是这个圈子里的学者，刘守华和刘铁梁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刘守华和季羡林的差异（季先生是做过中印民间故事的传播和比较的）。我们的对话之所以无法展开，是因为人们普遍是基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就是研究对象）来展开知识生产的，而不是基于共同的问题意识展开知识生产的。这就造成问题：表面上说我是民俗学的，但实际上学科的认同感并没有那么强，因为这种认同不是基于共同的方法和目标形成的，而是因为经验性的类型划分，所以就很容易出现行政性的学科划定就能轻易改变学科归属和认同的现象。
反过来说，我们要想推进学科对话并不难。要想对话，需要转变思路，把各自讨论自己的那块蛋糕，转移到讨论蛋糕的原料是什么？这个蛋糕是怎么做的？我们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突破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把一些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学科的共同讨论的核心概念提炼出来，比如感受、记忆、认同、传承……进而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搭建一个对话平台？因为蛋糕是很容易被切走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手一伸就切走了，但是，面粉和刀在我们手上，切走了我们可以重新做蛋糕，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刀子去人家地盘上切蛋糕。我们可能各自有研究的对象，但是我们这个学科共同体有共同的方法和视角，这就能够展开对话。比如，我做曲艺研究，但我和艺术研究院的吴文科老师并不能充分对话，但是我和毛巧晖老师能对话。因为我不是做曲艺本体研究的，而是拿曲艺说事儿，去讨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间文化的转型，这和毛老师的研究有共同的追求。
近期听到好几位老师提到在社会学学科下招生难的问题。其实不但社会学招不到合适的人，文学方向也招不来合适的学生。这个问题如何克服？需要引起我们重视。但是，我们也要防备“圈地自萌”的想法，也就是画一个圈，在这个圈子里我们是最好的。我经常能听到老一辈学者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都是体制不顺造成的，民俗学如果能单独建立一个学院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能培养适合我们专业需要的学生。体制无疑是限制学科的原因之一，但我们的学科困境真的是通过这样就能解决吗？现在拨款两千万，建立一个学院，就一劳永逸了吗？我们知道，用钱能够解决的问题显然不是问题，但我们现在的学科危机或者知识生产的困境，都不是用钱能够解决的。
相反，我认为现在的民俗学隶属于社会学、民间文学属于文学的学科体制对于学科建设是有好处的。目前，仅仅是民俗学的知识结构是支撑不起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三观的培养的。而社会学或者文学的知识结构对我们的研究是有好处的，研究神话不应该只知道“自然神话学派”，还要知道“三坟五典”这些古典文献学的内容，同样的，孔德、涂尔干等等的社会学理论对于我们发现新的学术生发点也是有用的。我想以我最近研究的“采风”为例来说明，我们目前的采风研究主要是从田野调查的伦理反思、文本的本真性的角度展开的，这是一种单纯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本位下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新的取向，比如傅玛瑞、陈泳超对田野文本的生成过程的考察，和刘宗迪对采风社会功能的论述等。但从时代政治和社会结构去看采风的研究，现在还是很少。如果我们吸收社会学的方法，就可以打开新的境界。比如，最近我翻阅刚出版的《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民间文学采风资料汇编》，发现当时的采风往往伴随着办夜校、扫盲等一系列基层文化建设，那么这些行为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文化权力网络，和基层政权建设是什么关系？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采风下达到农村的？这些可以成为采风研究的新的切入点。这就需要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知识和视角。
所以，我觉得，在现有的文学/社会学二分的体制下各自发展，充分吸收所属学科方法，但保持坚定的学科立场与学科关怀，可能是目前最好的学科格局。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