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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间文学教材的可能拓展方向
回首民间文学教材建设近百年的历程，最核心的问题是民间文学教材建设的目标。施爱东以为，概论所提供的仅是学术生产的初级工具，是“接受民间文学知识的门径，进了门就该往前走”，其对更高理论水平教材的渴求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焦虑。但概论式教材以其广阔的应用领域与强大的解释能力，为初学者提供了最基础的知识框架，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林继富认为：“这种概论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它意涵着中国民俗学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并且被学人认同的基本内容。”但是，民间文学教材不能仅局限于概论模式，必须容纳时代性的学术创新与思想潮流，展现最前沿的研究方法、理论探索与问题视野。概论式教材只能为专业初学者的本科生提供基础知识，为研究生切入学术研究领域的高水平教材仍较为缺乏。
21世纪的前20年已经过去，民间文艺学基础理论新的发展形势敦促着教材体系的再次更新。近二十年来，民间文艺学人在强烈的学科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的推动下，把握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发展机遇，思考新文科背景下民间文艺的未来走向，坚持用民间文艺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强势学科对话，丰富自身理论。学者们寻求学科立足点与地位的强烈追求，推动了民间文艺学基础理论的探索。重新回顾现有的民间文学教材，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民间文学教材？如今的民间文学教材该如何书写？或许，当代民间文学教材书写存在着以下几种拓展的可能性。
（一）从“民间文学”到“民间文艺学”的拓展
钟敬文于1935年提出“民间文艺学”概念，但长期以来“民间文学”仍是指代本学科的习惯用语。新时期以来，民俗学重新回到高等院校教育体系，民间文学脱离“人民口头创作”的束缚，与民俗学一起搭建起多层级的研究生培养体系，招生规模逐渐扩大，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形成了民间文学学科理论的新共识。1991年，钟敬文发表《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一文，决定将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分开发展。许锌同年发表《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重新使用“民间文艺学”一词，并将其视作与民俗学交叉而又分立的学科。此后1992年张紫晨《民间文艺学原理》即体现了钟敬文对学科结构体系的新构想，“民间文艺学”逐渐取代“民间文学”成为学科名称。
“民间文艺学”是“民间之文艺学”，还是“民间文艺之学”？前者将“民间”视作“文艺学”的修饰，指向以文艺学为基础的民间文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体系建构。后者则将“民间文艺学”界定为一门研究民间文学与艺术的独立学科，将民间文化的艺术表达形式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总体研究，强调学科间的整合。潘鲁生认为：“要充分把握民间的文学与艺术的关系，改变割裂‘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使之从属于不同学科分而治之的局面，从本源出发，把握‘在民间，文学和艺术经常是杂糅在一起的’的现实和规律，在‘民间文艺学’的意义上进一步展开研究。”因而，“民间文艺学”在两种意义上拓展了“民间文学”学科，一方面从中国民间文艺的现实生态出发，为“民间文学”拓宽了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则从学科领域框架的角度拓展“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既包括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亦包括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搜集整理活动与民间文艺学史研究等相关内容。
“民间文艺学”概念很早即提出，又经历长期的学术检验，最终得到学界公认，说明“民间文学”的研究实践证明了从两种不同方向进行学科拓展的必要性。但以“民间文艺学”为题的教材仅有寥寥数本，而其中真正对民间文艺学史、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学术活动、民间文艺资料学等新学科领域，以及民间美术、音乐、舞蹈等新研究对象进行较为全面介绍的教材更少。新时代民间文艺学教材的撰写，应该从“民间文学”转向“民间文艺学”，从学科领域与研究对象的两个角度，扩展并丰富教材的框架结构，展现中国民间文艺学自身的独特性。
（二）从文学文本向“生活语境”的回归
现代民间文艺学主张对民间文艺进行静态与动态的综合研究，相对于传统的针对文本的静态研究，针对民间文艺演述时空场域的动态研究更具热度。民俗文化学的兴起为民间文艺学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方法，民间文艺文本被置入民俗活动现场审视，民间文艺与仪式、信仰、时空节律等民众日常生活行为间的密切联系被发现，从“生活语境”整体理解民众世界观中的民间文艺成为主流研究取向。这是对长期以来的文本/语言中心主义的反思，对搜集整理写定文本活动的反思，“打通口头文本、身体文本、视觉文本和仪式文本的区隔，以多元文本超越以往单一记录文本的研究范式。”民间文艺学具有了更宽广的视野，不再把自身局限于对文学性的追求与文学学科边界之内，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都成为民间文艺学的借鉴交流对象。然而，基于表演理论与田野调查的学术研究实践，却逐渐模糊了民间文艺学自身的学科地位，民俗文化学淹没了民间文艺学。对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必须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民众生活世界存在其文学审美性，民间文艺学应以发掘日常生活的文学性、艺术性与民间审美性为旨趣。
（三）民间文艺学文本批评理论的建构
北大歌谣运动开启的“文艺的”与“学术的”两条路径，分别针对民间文学的文学属性与生活文化属性，长期并行不悖地作为民间文艺研究的学术模式独立存在，很少显现出融合的趋势。20世纪30年代学术重心的南移、西南少数民族资料的发掘使得第二条路径更加活跃。50年代搜集整理运动则将民间文学区隔为文学鉴赏与实证研究两部分，加深了这两条道路的割裂。80年代以来，实证研究占据了绝对优势，文艺批评淡出了民间文艺学。对民间文艺批评的淡漠，使得民间文学教材中很少涉及民间文艺的文本批评理论。仅董晓萍《现代民间文艺学讲演录》一书将其作为教材的重要部分，但相比全书其他部分，仍显得篇幅略短，内容不够充实，也使得全书结构相对不够匀称。民间文艺学文本批评理论的核心价值一一民间审美，仍然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而民间文艺的创作生成理论、接受理论、文本阐释理论等更如同“荒原”，等待着学人去开掘。随着民俗文化学研究的兴起，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与应用价值得到强调，其文本研究逐渐淡漠，文学审美本位存在缺失现象。民间文艺学研究应坚持文学本位，走出一条文学与文化结合的“文化诗学”式研究路径。
21世纪以来的民间文艺学强调田野语境与现场表演，看重从田野关系中得来的不可重复的口头叙述，对写定的“口头文学”文本有所忽视。民间叙事形态研究的生命力证明了“口头文学”的学术价值，“语境”的解释力有其效度和限度，文本阐释有助于对“语境”的深入理解。既往的民间文学文本研究局限于民间叙事的形式批评，未涉及其他民间文艺文体，也不能包涵心理批评、身份批评、接受美学批评等丰富的当代文本批评理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与民间文艺“十套集成”虽然有其缺陷，却仍然是民间文艺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如何更好地利用这批资料，而不是将其单纯地视为开展田野调查的“索引”，构建民间文艺学文本批评理论是一种可能的途径。民间文艺学文本批评理论的建构不仅有着为学界提供新方法的可能，同时也是提高民间文学教材理论深度的生长点。
（四）将多媒体形式纳入民间文艺学教材
现代民间文艺学对现场表演的重视难以通过文字形式的教材展现，对民间文艺诸文体的介绍很容易停留在文本层面的“作品选”上面。而文本批评理论的匮乏又使得“作品选”常常难以得到深入的剖析，大多只能选而不论，民间文艺批评呈缺位状态。这样的“作品选”既难以呈现民间文艺的田野生存实态，又难以承载民间文艺各文体最新研究成果，或许只能使读者获得关于中国民间文艺名篇的目录式印象。
将新媒体形式引入民间文学课堂并非新鲜事物，甚至恐怕是现今民间文艺学高等教育教学的常态。音视频影像技术带来的直观感与感性认识对民间文艺学教学的裨益早为学人所知。1992年董晓萍在北京师范大学为本科生讲授“民间文学概论”课程时，即使用磁带机播放知名歌手演唱的经典民歌曲目。民歌与民间小戏因其音乐性成为课堂音视频展演的常客，民间叙事与史诗是否也应该以音视频形式在课堂教学中展示其现场演述形态？除了音视频形式，作为“第四重证据”的图像也应在民间文艺学教材中占据一席之地，民间美术的阐释与解读难以脱离图像。
民间文艺学教学中多媒体形式的运用，一方面存在对音乐的偏重，另一方面缺乏专业性，更多作为一种教学尝试，没有形成常规定制。用于教学的音视频，多数并非由民间文艺学研究者制作，更多是使用易于获取的网络视频。这些视频多是录音棚的产物，难以体现展演语境，录制时间年代也常常不同。作为民间文艺学教材组成部分的数字多媒体资料，或许应由同一研究机构的一批专业学者制作，呈现田野作业实景与成果，还原现场语境并加之以阐释与批评，形成与民间文艺学教材配套的新时代“作品选”形态。
结语
民间文艺学教材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如何将学界最新的理论成果化入教材当中？怎样处理好民间文学的文学属性与生活属性两方面的比重，使“文艺的”与“学术的”两条研究路径不至于割裂？回顾民间文学教材建设的百年历程，借鉴西方人类学、民俗学传统，基于本民族理论与文献资源，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理论体系于20世纪30年代初现雏形，经由延安民间文艺传统的丰富，最终于80年代成熟，形成稳定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完成具有一定滞后性，对学科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使民间文艺学的研究范式更新较慢，导致出现较多以具体个案填充的现象，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索、深层次的理论提升较少，使得民间文艺学教育长期停留在对基础知识的强调与普及，缺乏对学生科研创新意识的强化训练。
作为学科的“民间文艺学”自诞生起就有其社会实践性，北大歌谣运动背负着以“民族的诗”辅助救亡图存的社会使命。延安文艺肩负战争政策宣传、团结一切势力、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任务。五六十年代的民间文艺学更有描绘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人民生活新面貌。让人民发声的国家形象建设职责。如今，民间文艺学又承担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责任，杨利慧提出从“民俗教育”到“非遗教育”，认为非遗保护运动对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近来学校开展了大量以非遗保护为中心的公共民俗学实践。但学科社会参与不能以牺牲学科内部发展演进为代价，“非遗教育”不能完全取代民间文艺学教育。民间文学、民俗学者从事非遗行业，构建非遗学科，不能遗忘自身学科本位，忽视民间文艺学基础理论建设，再次使民间文艺学基础性、共识性理论体系的建立被外部因素割裂。继承以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为代表的民间文艺学高等教育遗产，从民间文艺学的“五四”传统与延安传统的脉络，来看待从“民间文学”到“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发展内涵，最终拿出符合新时代面貌，填补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空缺的民间文艺学教材，从而提高民间文艺学教育质量，培养更多高水平专业人才，是民间文艺学者肩负的历史重任。
（本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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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杨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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