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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中参禅问道者亦极为普遍。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殿中侍御史孙升上奏曰：“比来京都士大夫顾不自信其学，乃求问于浮屠之门，其为愚惑甚矣。臣访闻慧林法云，士大夫有朝夕游息于其间，而又引其家妇人女子出入无间，参禅入室，与其徒杂扰，昏暮而出，恬然不以为怪，此于朝廷风化不为无损……”（注：《历代名臣奏议》第116卷《风俗》。）苏轼曰：“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注：《苏轼文集》卷25《议学校贡举状》。）王癖之《渑水燕谈录》卷三《奇节》曰：“近年，士大夫多修佛学，往往作为偈颂，以发明禅理。”陆九渊说：“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说皆足以动人，士大夫鲜不溺焉。”（注：《象山先生全集》卷3《与曹立之书二》。）例北宋禅僧归云如本在《丛林辨佞篇》中说：“本朝富郑公弼，问道于子颙禅师，书尺偈颂凡一十四纸，碑于台之鸿福两廊壁间，灼见前辈主法之严，王公贵人信道之笃也。……如杨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见广慧琏、石门聪并慈明诸大老，激扬酬唱，般般见诸禅书。……近世张无垢参政、李汉老参政、吕居仁学士，皆见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爱憎逆顺，雷辉电扫，脱略世俗构忌，观者敛衽辟易，罔窥涯涣。”除上述数人外，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晁补之、吕公著、赵抃等一大批文人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文武官员中，更不乏虔诚的佛教徒，如王仁镐“性端谨俭约，崇信释氏，所得傣禄，多奉佛饭僧，每晨诵佛经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视事。从事刘谦责仁镐曰：‘公贵为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镐敛容逊谢，无恤色。当时称其长者”。（注：《宋史》卷261《王仁镐传》。）崔颂“笃信释氏，睹佛像必拜”。（注：《宋史》卷431《崔颂传》。）北宋名相王旦，“性好释氏，临终遗命剃发着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荼毗火葬法，作卵塔而不为坟”。（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7。）王宾“事宣祖、太祖、太宗殆六十年，最为勤旧，故恩宠尤异，前后赐赉数千万，俱奉释氏”。（注：《宋史》卷276《王宾传》。）朱寿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寿昌流落贫家。十余岁方得归，遂失母所在。寿昌哀慕不已。及长，乃解官访母，遍走四方，备历艰难，见者莫不怜之。闻佛书有水忏者，其说谓欲见父母者诵之，当获所愿。寿昌乃昼夜诵持，仍刺血忏，募板印施于人，惟愿见母。……士人为之传者数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诗数百篇。”（注：沈括《梦溪笔谈》卷9《人事一》。）“赵清献公自钱塘告老归……终日食素……鸡鸣净人，治佛室、香火……暮年尚能礼佛，百拜诵经至晨。”（注：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2。）韩世忠“晚喜释老，自号清凉居士”。孟珙“亦通佛学，自号无庵居士”。（注：《宋史》卷364《韩世忠传》；《宋史》卷412《孟珙传》。）
至于平民百姓，信佛之风更是盛行。如“鄱阳焦德一吉甫之母邹氏，平昔向善，寡言语，不谈人是非，唯笃志奉佛”。（注：《夷坚支志癸》卷9《焦母大钱》。）“丽水商人王七六，……常日奉事僧伽大圣甚谨，虽出行，亦以画像自随，旦暮香火瞻敬”。（注：《夷坚支志丁》卷8《王七六僧伽》。）
二、宋代佛教信仰的具体表现
宋代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的庙神膜拜上。人们纷纷以烧香拜佛、供奉果品、布施斋僧、修建佛寺、塑像造塔、刻印佛经、许愿还愿、放生吃素、念经拜佛、广作法事、传经朝岳、结社集会等方式来表达对佛教或菩萨的景仰和崇拜。
1．放生
佛教宣称以慈悲为本，如“佛言五戒，以杀戒为首；佛言十业，以杀业为首”。并宣称不杀生可得长寿。例《大藏经》云：人不杀得长从命报。如“爱护物命及放生施食，皆得长寿”。（注：《善诱文·仁寿必鉴》；《善诱文·五戒之首》。）《善诱文·好生之德》曰：“天地以好生为德，故羽毛鳞介，无一不遂其性。诸佛以慈悲为念，故蠢动含灵，无一不适其情。此无他，只是存心广大，一切众生，皆吾爱子；一切血属，皆吾性命。则放生讵可缓耶。世人当知戒杀，止足以解物之冤，若能放生，不惟与物为恩，又集无穷之福……”在这种观念下，“不杀生”已成为当时信佛者的基本戒律，如胡弈修“为笃信因果，平生未尝杀活物，在杭时，因其人喜食鲜，多细碎水类，日不下千万，公谆谆诱劝，食者遂绝，而业者为改”。（注：李公端《姑溪居士文集》后集卷19《故朝请郎直秘阁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副使赠徽猷阁待制胡公行状》。）“放生”则是不杀生的另一方面。随着佛教的普及，随唐以来逐渐形成的放生、食素习俗，至宋代渐趋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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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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