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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佛与观音菩萨一样，同是民间普遍信仰的佛教神。时人还将其与布袋和尚联系起来，如庄绰《鸡肋编》卷中载道：“昔四明有异僧，身矮而皤腹，负一布囊，中置百物，于稠中时倾写于地，曰：‘看，看。’人皆目为布袋和尚，然莫能测。临终作谒曰：‘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识世人，时人总不识。’于是隐囊而化。今世遂塑画其像为弥勒菩萨以事之。”
地藏菩萨也是民间崇拜信仰的神灵之一。如《江湖杂记》就记载了当时民间盛传的一则异闻：秦桧害死岳飞后，“向灵隐祈祷，有一行者乱言讥桧。桧问其居止，僧赋诗有‘相公问我归何处？家在东南第一山’之句。桧令何立物色，立至一宫殿，见僧坐决事。立问传者，答曰：‘地藏王决秦桧杀岳飞事。’须臾，数卒引桧至，身荷铁枷，见立呼告曰：‘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注：引自《宋人轶事汇编》卷15。）
此外，佛教神中的阎罗王、四大天王等也在民间广有影响。如阎罗王，洪迈《夷坚丁志》中就有“阎罗城”条，对阴曹地府及阎罗决断冥事的情景作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时人还将死后的范仲淹、寇准、包拯、林衡、周庄仲等正直之官员推为冥官或阎罗王。（注：龚明之《中吴纪闻》卷5《范文正为阎罗王》；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引《翰苑名谈》；《宋史》卷三一六《包拯传》；洪迈《夷坚丙志》卷7。）而佛教中的四大天王，俗称为“四大金刚”，在民间也深有影响。如鲁应龙《括异志》载：“秀州子城有天王城，建炎间，金人犯顺，苏、秀大扰，将屠之，有天王现于城上，若数间屋大，兵率望之，怖惧，遂引去，一州之境获免。及乱平，建楼西北隅，见今事之。”当时民间还将其与唐初名将李靖联系起来，于是便形成了“托塔李天王”的信仰。金刚神则常见于宋代寺院门之两侧。例陆游《入蜀记》载：“二圣谓青叶髻如来，娄至德如来也，皆示鬼神力士之形，高二丈余，阴威凛然可畏。”又，范成大《吴船录》载：“二圣之名，江湖间竟尚之，即在处佛寺门两金刚也。”罗汉在民间的崇信也颇为盛行，如洪迈《夷坚甲志》卷一四《董氏持罗汉》载：“乡人董彦明，三十余岁未有子，与其妻自鄱阳偕庐山圆通寺，以茶供罗汉，且许施罗帽五百顶以求嗣。”又，《夷坚丙志》卷三《常罗汉》载：“嘉州僧常罗汉者，异人也，好劝人设罗汉斋会，故此得名。”
9．转藏
即转轮藏。鲁应龙《闲窗括异志》载：“临江军惠历寺，初造轮藏成，僧限千钱则转一匝。有营妓丧夫，家极贫，念欲转藏以资冥福，累月辛苦，求舍随缘，终不满一千。迫于贫乏，无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携所聚之钱，号泣藏前，掷钱拜地，轮藏自转，阖寺骇异，自是不复限数矣。”（注：此事又见于《梁溪漫志》卷10《惠历寺轮藏》。）
10．斋施与布施
布施是指施与他人以财物、体力和智慧等，为他人造福成智而求得积累功德以至解脱的一种修行方法。《善诱文·修为果报》曰：“儒家言施报，佛家言布施，其实一也。佛言欲得谷食，当勤耕种；欲得智慧，当勤学问；欲得长寿，当勤戒杀；欲得宝贵，当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财施；二曰法施；三曰无畏施；四曰心施。财施者，以财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无畏施者，谓人及众生，当恐惧时，吾安慰之使无畏，或教以脱离恐惧使无畏；心施者，深虽不能济物，常存济物之心。佛以孝养父母亦为布施，是凡施于外者，皆为布施。和为下而忠难事上，为长而仁慈安众，为师而谨于教导，为友而诚于琢磨。一言一语间，必期有益；一动一止之际，必欲无伤。种种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损害。皆布施也。所为如此，存心又如此，后世岂得不获富贵之报。古语云：‘人人知道有来年，家家尽种来年谷；人人知道有来生，何不修取来生福。’是今生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在这种佛教观念影响下，布施之俗遂在民间广为盛行，如《夷坚支志癸》卷三《宝俶塔影》载：“忠训郎王良佐，居临安观桥下。……夫妇好奉释氏，斋施无虚日。”王安石将所居禅屋捐为佛寺，借以“祝延圣寿”，为“父母及营办功德”。范仲淹在其义庄田产中，将一份祭田归僧寺：“天平功德寺，乃文正公奏请追福祖先之地。”（注：范仲淹《义庄规矩》。）又，《夷坚辛志》卷七载：鄱阳盐商阎大翁，“家赀巨万，夫妇皆好布施，诸寺观无不沾其惠”。《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二《报应门》也记载了这方面的许多故事：“龙泉县有四郎，敬信神佛，好为善事，干缘再建济州桥，于桥之北门绘一天王像。”“峡州富人程夷伯，……发心自门前起，百里之内桥梁、路道，一一修整。”“九江富人徐彦宝，近年五十，苦于无子，常礼罗汉祈嗣。……全家好善，用钱买所钓之鱼放焉。”又“宋咸淳丙寅，临川录参政暖昧道，蜀士也，尝言其乡有两石峤平出一江，四时皆湍急，下则深渊，惟此处可以立渡，常年溺死者甚众，盖船小触石即碎。有徐宗仁发心造一巨舟，两头裹以铁叶，自雇篙手，专一撑过客人，且建善缘以荐亡者。”（注：《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2《雷撤卦肆》、《修路延年》、《舍桥获子》、《修船增寿》。）
除以上几个方面之外，宋代的节日民俗，如元宵节大型彩灯中骑着狮子、大象的文珠、普贤菩萨像，四月初八月围绕“浴佛”所展开的一系列民俗活动，七夕节中的“磨喝乐”，七月十五的“盂兰盆”，十二月初八的“腊八粥”等等也都颇受佛教影响。（注：参见范荧《宋代民俗信仰中的佛教因素》，《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3－337页。）此外，婚姻、丧葬等，特别是火葬的盛行，更是深受佛教之影响。
（本文原载《浙江学刊》2002年02期，第145～152页，注释等参见纸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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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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