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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清代咸、同、光三朝，在云贵和西北所爆发的回民反清大起义，是太平天国时期及其后回族人民持续二十多年的一场全民投入的斗争，结果遭到清统治者的血腥镇压，死难者达百万之众，使回族的元气大伤，百年来难以恢复。这场斗的正义性是世所公认的。然而近年来对西北的回民起义却出现了清统治者观点的回潮，如谓“回汉械斗仇杀”、回民打击的重点是“整个不信教的汉人”、“封建割据”以及陕西回军“勾结帝国主义的别动队”等等。前两点的谬误是十分明显的，是清统治者挑拨回汉关系的继续。而所谓“封建割据”云云，人们都知道形成封建割据必须具备擅权者的野心以及地域、经济、军事和建制等条件，而这些对西北回族说来则都不具备。至于当时在陕西、金积、河州、西宁与肃州的回民反清根据地，则是由西北回族分片聚居的特点所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保卫桑梓，迎接清军的进犯。所以“封建割据”的论断，无宁是不去研究回族的这种分片聚居的状况才造成的，当然还有论者主观上的意图。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别动队”云云，论者指的是陕西回军与当地天主教的关系。当时，陕西回军对天主教和在教堂内避难的汉民是加以保护的，我曾经见到一位法国神甫的拉丁文著作中有所记载，也在同马长寿先生调查陕西回民起义时，听当地汉民反映：“回回说天主教是他们的长门人，所以才不加侵犯。”所谓“长门人”，只要了解伊斯兰教史的人都知道，穆斯林是将摩西和耶苏都作为其“先圣”尊敬的，所以天主教和基督教便是他们的“长门人”了，又何来与“帝国主义别动队的勾结”？因此，论者的谬误便又是不去深入研究回族的相应状况所造成的。
因此，研究回族，首先就必须深入了解回族。
“负面现象”与“负面人物”
历史的存在，一般都表现为正面和负面两种现象，史家们都是如实地加以记载和评断，以便人们以史为鉴，扬善弃恶。这种情况反映在回族的发展史上，便存在着民族内外的积极和消极的两种因素。如就外部情况而言，汉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等，曾经使回族的历史与社会得到巨大的发展，但是在封建社会，却又使回族受到一些它本来并不具有或不强烈的汉文化的消极面的影响，但人们多注意前者而忽视了对后者的探讨。就回族方面而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既有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也有负面现象的滋生；既有为历史作出贡献的人物，也有民族败类；既有循吏；也有佞臣。然而人们投入研究的也多是前者。作为历史科学和史学传统，我以为对回族历史“负面”的研究，如回民起义失败的内部原因，回族文化教育落后的主观因素等等，便可以总结历史教训，以对其某些社会弊端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对回族未来的发展必然是一种有益的借鉴。
首先，就回族的整个历史观察，从唐宋到元明，回族在积极方面一直是一个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民族。它勇于开拓，勇于吸收外部文化，不但发展、壮大了自己，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其中回族在商品流通领域对封建社会市场的开拓与活跃，在当今回族史的研究更应该引起重视。但是其间也不无消极的负面现象，华北某地因为争权夺利而导致对民族碑石与文物的破坏，便反映为素质愚昧的一面。同时从清代雍正年间开始，尤其是乾隆以后持续到清未，由于巨大的民族压迫，使回族在政治上遭受到抑制和镇压，民族经济受到摧残，文化教育也沦于落后状态，从而导致民族内部既有消遁世，也弊端滋生，出现了“达则兼善天下”和“仓廪实而后知礼仪”的反弹，使回族文化、社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损害，所以负面现象是值得重视的。类如这些，在民族内部也是人们常常议论而为回族前途担忧的一个问题。虽然先进之士也曾经大声疾呼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对研究回族的史学家说来，敢于从历史和社会的根源去探究这些负而现象及其前因后果，无疑也是回族研究的一个不应失却的课题。
其次，对回族的历史人物来说，也存在一个“负面人物”的研究问题。其中有一种人是功过兼有的，则应该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既不夸大，也不倾斜，而应功过分明。如元初的阿合马，论者多以其为贪吏，这是他的负面。但是由此却冲淡了阿合马在元初浩繁的开支中为忽必烈理财20年，对世祖统一全国和稳定局势在财政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另外阿合马所倡行的钞法，“民受其利”，是世界上的一种纯纸币流通制度，应该说是这位功过兼有的回族历史人物对世界金融史的贡献。至于负面人物，尤其是近代史上的那些“回奸”，丧失民族节操，卖族求荣，有的甘为清统治者的鹰犬，屠杀、镇压自己的同胞；有的投靠日寇分裂民族，叛卖祖国；有的打着“回回”的旗号，暗地里却干着反回族的卑鄙勾当。此外，还有的独霸一方，营造权势，为害乡里，不借伪造个人“功绩”，以“名绅”自居；其甚者则桀骜不驯，见利忘义，道德败坏，不齿于族，但仍然被跻于“人物”之列。尤其上述的伪装之徒更具有欺骗性，如相传当年曾经为左宗棠讲《古兰经》献“抚”策的某阿訇，虽然其名说法不一，有待考证，但是至今仍被迷惑者所“称颂”。因此，如果让这类负面人物不分青红皂白地地混入回族历史人物，岂不玷污了民族清白？而将他们作为负面人物入史曝光，本来也就是二十四史的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否则，如来俊臣、秦桧、汪精卫之流，岂不是弃之无闻而无警于世吗？
以上几则浅议，是笔者在阅读许攀论文之后，由其困惑而产生的思索，实际上有些也是研究回族的理论问题，也许不为识者所苟同。然而无论如何，对研究回族某些问题的“再认识”却是必要的。因此，在提出上述观之余，则希望看到对回族“再认识”的宏文新议出现。
注释：
①白寿彝：《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宁夏社会科学》84年第1期。
②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
③刘智：《天方典礼择要解》卷一《原教篇》。
④《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第四十一章《西安府》。
⑤“背夹”是西北农民外出时背的一种夹子，用来夹住衣物背在背上。
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38页。
⑦《托尔斯泰论创作》第82页。
（本文原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02期，第33－40，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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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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