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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唐文献中民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汉代是中国文化奠基的时代，汉代文献中有关民俗文化的认识与记载较先秦更完整丰富。曹晋的《＜淮南子＞的民俗学价值》（《民俗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在汉代政治统一、国力雄厚的时代背景之下，《淮南子》表现出宏博通达的民俗观，体现了文化相对论的主张。作者认为，《淮南子》的作者已能从地理中的自然与人文因素去理解不同地域以及种族之间的关系和差别，承认了不同地域环境对人种、民族的影响有别，当中必然包含对各种族的尊重，不存在种族的优劣。作者还指出，《淮南子》全书载录了许多神话、寓言、民俗事项，具有珍贵的民俗史料价值。
《史记》是一本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历史文献，同时因为其作者对民众文化认识的关系，它又有着突出的民俗学价值。郭必恒的《＜史记＞之民俗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2002年博士论文）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了《史记》的民俗价值。作者从《史记》中民俗资料、历史人物和司马迁民俗思想三个方面对《史记》进行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史记》研究的新概念，如《史记》中历史人物传说生成研究、《史记》历史人物传说群研究、史传文学使用传说角度研究等等。徐晓青和邓文琪的《＜史记＞与汉代民俗》（《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民俗调查始于司马迁一生中20岁时的第一次漫游。作者总结此番调查有四个特点：一是有目的有重点的调查；二是不仅知其然，且探究其所以然；三是亲自参与民俗活动；四是不畏艰难险阻。此后，司马迁还几次利用公务之便调查民俗，这种方式在古今中外都是民俗调查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些调查成果集中体现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并散见于其他篇章中。作者分析司马迁站在”人的特性”这个高度研究中国民俗。最后作者探讨了司马迁对为什么要研究民俗以及民俗的功用是什么的见解。林荣琴在《试析＜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中的风俗地理思想》(《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二者多角度体现了风俗地理思想，即风俗的形成和延续因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具有区域差异，因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具有相对变迁，并且这两种因素是同时影响、共同作用的。风俗在形成之后，其特征还具有相对稳定性。
《风俗通义》是古代第一部以风俗作为标题的著作，它重点讨论汉代及其以前的风俗制度。张汉东在《＜风俗通义＞的民俗学价值》（《民俗研究》2000年第2期），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民俗学价值：第一，以民间文化知识为取向的风俗视野；第二，其体例决定了它是一部研究性极强的民俗研究专著。其研究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阐述民间文化知识的求实性的研究，一类是明显带有政治思想倾向的批判性研究，一类是以教化为目的的褒贬评论性研究；第三，指出《风俗通义》的以”辩风正俗”为宗旨的民俗观。
《荆楚岁时记》是六朝南朝时期成书的重要岁时民俗专书，它首次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岁时节日民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本书的辑佚整理出现了较多的成果，对于它的民俗内涵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主要著作有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这是一本从民众时间观念的角度看待古代岁时记的学术研究成品。
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盛大的朝代，中外文化发生长时期的交流与融合。何英在《从＜大唐西域记＞看唐代西域民俗》（《新疆社科论坛》1998年第3期）中分别从经济民俗、人生仪礼、游艺民俗、口承语言民俗等几方面探讨了《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唐代西域民俗。作者指出，中西文化的交流荟萃这一西域的主要文化特色影响着西域的民俗，使其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唐代是诗歌的世界，以诗咏俗是常见题材。何立智等著《唐代民俗与民俗诗》（语文出版社，1993）以生产民俗、消费民俗、社会民俗、节日民俗、信仰民俗、游乐民俗、边塞民俗等分类编排唐诗，并予以注释，因诗记俗，以俗解诗。李浩《＜四时纂要＞所见唐代农业生产习俗》（《民俗研究》2003年1期）中通过对该书的相关内容研究，论述了唐代农业生产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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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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