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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金的博士论文《口传史诗诗学》与《中华民间文学史》不同，《口头史诗诗学》尽管是以蒙古史诗“江格尔”为研究对象，但与共时性的内在语言学一样，无论英语、德语还是法语，都只是索绪尔研究语言规则的临时性媒介，而索绪尔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只是隐藏在具体的民族语言背后的普遍性和共时性语言规则。朝戈金所研究的是史诗“江格尔”这一文学文本的程式句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蒙古史诗“江格尔”的文学文本研究内在于所有史诗文学中的一般句法程式。由于《诗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挖掘具体的民族精神，也不是重点描述具体的文学活动，而是分析抽象的语言规则（句法），因此，尽管《诗学》的研究也十分强调活动着的对象主体在特定语境中对程式句法（规则）的具体应用，但其整体研究仍然十分接近索绪尔所提出的内在性的学术理想。当然，将活动主体引进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本身作为当前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取向之一并不是五四以来政治主体性学术的简单重复，而是在经历了索绪尔式的内在性历史主义批判后的学术问题或学术问题意识的重建。
与索绪尔一样，年轻一代中国民间文学学者首先在确定研究对象的内在性方面与索绪尔保持了一致的取向。正如索绪尔坚持内在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内在于语言的共时性、普遍性规则。高丙中也认为，文化活动的模式（规则）而不是文化活动的主体才是定义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民俗”的准入途径。王娟更是完全将研究对象的主体——民俗和民间文学之“民”绝对抽象化。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与索绪尔当年的设想不同了，目前中国一些年轻学者认为，仅仅是内在规则并不足以构成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完整的研究对象，而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完整对象应当是包括规则、主体和活动在内的全部生活要素，这就十分接近胡塞尔所定义的“生活世界”了。在索绪尔看来，这种以“生活世界”为对象的研究思路当然属于外在性的研究，而不再可能是内在性的研究。
由于没有从研究主体的角度考虑“外在性”的原因，索绪尔最终没能正确地解决学术研究中“外在性”问题。这不是索绪尔本人的过错，而是他那个时代的哲学视野限制了他的目光。也就是说，索绪尔的内在语言学思想被限制在经典认识论的范围之内，在索绪尔看来，研究主体作为绝对的反映者不会对研究对象的性质产生任何影响，学术的外在性问题因此只能源于被研究的对象主体而不会源于研究主体。但是，站在今天人文解释学的立场看，问题的答案恰恰相反，学术研究的外在性其实正是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引入自身语境化的问题意识的结果，因此在索绪尔看来将活动主体作为被研究的对象所导致的外在性研究行为及其研究结果，恰恰反映了研究主体自己的问题意识的介入，其问题意识已经隐含了研究主体自身的价值关怀。于是，外在性的问题就从作为方法论的认识论问题转换为作为解释学哲学的存在论——本体论问题，也就是说，学术研究中的外在性问题最终不是决定于被研究的对象主体的历史化语境（对象主体的活动）而是决定于研究主体的存在论语境。
研究主体的问题意识对研究对象、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外在性价值介入在经典认识论中是没有地位的。索绪尔作为一位传统的客观主义认识论者当然无法理解在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中发现的外在性因素介入的原因，于是他只好把外在性的介入指认为在研究对象中引进了活动主体的结果。但是今天，我们当然已能够理解，外在性的因素出现在研究结果当中，完全是因为研究主体将自己的问题意识渗透到研究过程所导致的。因此，丁乃通才能够在纯粹的形式化研究中贯注进他的民族主义情绪，体现出他的民族主义立场。在丁乃通的学术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非主体化恰恰掩盖了丁乃通本人作为研究主体强烈的主体化意识。当前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中仍然不乏强烈的研究主体的问题意识，这些主体意识当然都是外在性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注意区分，同样的外在性主体意识分别属于什么样式的主体意识？
明确承认研究主体的问题意识和价值立场是否介入研究过程是使研究结果最终呈现“内在性”和“外在性”区别的关键所在，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各种不同的价值立场和问题意识自外向内地自由介入学术研究的合法性权利，从而导致学术研究外在化的同时出现价值论多元化和相对化的复杂景观。也许正是出于上述考虑，目前中国年轻一代的民间文学学者还没有接受解释学哲学的存在论立场而是坚持经典认识论的方法论原则，把对于研究对象——活动主体的外在性研究置于传统认识论的范围内予以考察，也就是说，仍然把确认被研究对象（包括活动主体的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妥当性作为真理标准的内在尺度，庶几在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旗帜下也许可以暂时避免出现价值多元化和相对化局面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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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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