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的解释学倾向也预示了本土传统“知行合一”式的参与式、规划式学术——政治实践的未来前景，尽管我们面前的这一前景仍然处在理论萌芽阶段。当然，也就可能出现相应的问题：由于解释学的民间文学研究承认了研究主体价值介入的权利，因而也就无法避免各种价值观点进入研究过程的可能，从而造成多元价值观的相对主义泛滥。解释学的任务本来只是为了理解“理解是怎样发生的”，解释学解释了解释发生的机制；可是，当解释者介入了特定领域的学术解释即利科尔所云“实际解释的学科”或“实践的解释系统”，34而不是仅仅描述一般的解释过程——从理论解释学进入实践解释学，解释者也就不可能阻止多元论与相对论的共生，特别是解释性研究生成为具体的外在性学术实践行为，其对于社会可能产生的利弊效应也就还需要从学理和实践两方面细加斟酌。于是解释性研究认识到自己解释的边界。况且，如已所述，只要解释学只是对意义问题而不对事实问题发话，那么传统的或经典的认识论就仍然会有其存在的理由，因此当我们认为学问无法避免其外在性，应当成为有用的学问的同时，我们也就必须给内在性的、无用的学问以存在的一席之地，我们谁都不能保证，今天无用的学问或者外在性意义尚不明确的学问明天就一定不会成为有用的和意义明确的学问。
注释：
1 本章是作者于2002年4月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举办的“学术前沿”系列讲座的一次讲演，于明清同学整理了原讲稿，谨此致谢！同年12月作者又对原讲稿作了补充和修改，并发表于《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发表时有删节。
2 〔美〕阿兰·邓迪斯编，陈建宪等译：《世界民俗学》，第1～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1990年。
3 参见〔美〕库恩著，李宝恒等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1980年。
4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岑麒祥等校：《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6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
5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岑麒祥等校：《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4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
6 〔日〕炳谷行人撰，陈燕谷译：《民族主义与书写语言》，《学人》，第9辑，第98页，第100页，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1996年。
7 〔日〕炳谷行人撰，陈燕谷译：《民族主义与书写语言》，《学人》，第9辑，第10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1996年。
8 拙作：《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9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第1页，商务印书馆，上海，1938年，作家出版社，北京，1953年重印。
10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第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1980年。
11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第23～4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1980年。
12 民间文学的“编创”参见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第1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南宁，2000年。
13 利科尔指出：“和语言——话语的区别相比较，说话——书写的区别不是第二位的吗？以致说话和书写总是发生在话语（即言语或语言活动——笔者注）这一边吗？”〔法〕利科尔著，陶远华等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第15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1987年。
14 参见钟敬文《新的驿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北京，1987年；以及高丙中对钟敬文定义的解释，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第39页，第7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4年。
15 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
16 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第1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4年。
17 祁连休、程蔷主编：《中华民间文学史》，第1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1999年。
18 王娟：《民俗学概论》，第10～11页，北京大学，北京，2002年。
19 参见拙作：《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之《方法》，第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1年。
20 参见V·Propp：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Translated by Laurence Scott， 1958．
21 〔俄〕普罗普著，贾放译：《神奇故事的结构研究与历史研究》，《民俗研究》，2002年，第3期。
22 拙作：《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形式范畴与文化立场——爱伯哈德与丁乃通之争的案例分析》，“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北京，2001年，未刊。
23 拙作：《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之《对历史理性方法论的反思》，第289～29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1年。
24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岑麒祥等校：《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5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
25 〔日〕炳谷行人撰，陈燕谷译：《民族主义与书写语言》，《学人》，第9辑，第98页，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1996年。
26 〔美〕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时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2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2003年。
27 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
28 现代中国经典的民间文学历史主义研究，依据索绪尔的认识论标准就一定的外在性的研究，因为其中明确申明了历史主体（劳动人民）和活动主体（集体）在被研究对象中的重要地位；而依据解释学的标准，经典研究也仍然是外在性的，因为研究主体的外在性问题意识已明确介入到研究过程当中。新时期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文本研究在索绪尔看来当属外在性的；但从解释学的观点看则属内在性的。高丙中的研究在用“模式”规定“民俗”时，在索绪尔看来肯定是内在性的；然而一旦将活动主体重新植入研究对象，在索绪尔看来就一定是外在性的了，从解释学的立场来看，提倡民俗研究“回到对象主体”、“回到生活世界”的口号已经将研究主体的外在性问题意识内化在研究过程中，因而肯定是外在性的。王娟的研究无论从认识论还是从解释学的观点看都是内在性的。《中华民间文学史》的作者们具有明确的索绪尔式的内在性意识；但从解释学的观点看，其明确的外在性问题意识使得该项研究仍然不得不被归入外在性研究的范畴。朝戈金对史诗规则的研究在索绪尔看来主要是内在性的，尽管在研究对象中植入了对象主体的活动和语境；从解释学的立场看也仍然具有内在的性质，因为研究主体的外在性问题意识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得并不很明确，但是，不明确不等于不存在，只是我们作为研究主体有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身已经内化的外在性问题意识。
29 〔美〕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文史哲解释学》，第5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87年。
30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岑麒祥等校：《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8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
31 拙作：《民国时期的妙峰山民俗研究》，顾潮编：《顾颉刚学记》，三联书店，北京，2002年。
32 “文化批评可能永远被社会研究引以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证据。”〔美〕马尔库斯等著，王铭铭等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161页，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
33 〔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第177页，三联书店，北京，1987年。
34 洪汉鼎：《诠释学--它是历史和当代发展》，第299页，人民出版社，北京，2001年。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