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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间文学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研究
以上简要地回顾了中国民间文学界近二十年来为实现从“外在性”的学术向“内在性”的学术转换所走过的理论探索之路，我注意到在新时期的开始，学理的转换是与意识形态的转换搅在一起的，在这之后，学理方面的转换才逐渐成为主导思路。而且，在理论上根据“内在性”的原则定义民间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回事，而真正地将“内在性”的思想落实到研究实践当中又是一回事。换句话说，我们能否使用“无主体的系统规则”的眼光有效地界定民间文学的研究对象？进而，“内在的民间文学研究”是否可能？至今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民间文学的学科史上，有两大宗研究方向，其一是民间文学文本的内容研究，以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民间文学研究为代表，其二是民间文学文本的形式研究，以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民间文学研究为代表。芬兰学派是偏索绪尔之后发展起来的，芬兰学派以对民间文学文本内容的形式化研究著称，为此，芬兰学者发明了一套用来描述民间文学内容的形式化概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故事母题”和“故事类型”这两个“形式范畴”。研究故事类型和母题的学者们坚持说母题和类型都是用来描述故事形式的操作性工具，但是工具并不意味着不会附着外在性的问题意识。19最初发明类型和母题这两个形式范畴的初衷正是为了发现故事在不同时空（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变化，进而追溯故事的起源时间和起源地点。这种追溯故事起源的问题意识显然深受19世纪外在性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是，形式化研究的结果却有可能最终转向对“内在规则”的研究，而真正将民间文学的内在性研究彻底付诸实践的是前苏联著名的民间文学大师普罗普的名著《民间故事形态学》。20
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中，普罗普与索绪尔一样，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严格限定为民间文学的一种体裁——童话的内容结构的内在性、共时性法则。普罗普的童话研究彻底排除了讲故事的活动主体，而是仅仅将研究的目光锁定在故事文本内在的、共时的结构法则上，在普罗普的研究视野中，创造故事的逻辑主体也已完全退居到它的抽象背景当中。为了客观描述童话的结构法则，普罗普发明了“功能”这个形式概念以作为形态——结构描述的核心范畴。普罗普所描述的童话故事的内在法则在学界被誉为可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杰出发现。从普罗普的研究实例看，民间文学并非不可以研究排除了活动主体之后民间文学的共时性和内在性问题，尽管普罗普自己认为，他的形态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同属他的整体研究计划的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方向。21
如前所述，芬兰学派对民间故事的形式化研究尽管附着着外在性的问题意识，但形式研究本身的确比历史研究更有可能成为纯粹的内在性学术，普罗普的形态学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在将活动主体排除出研究对象的形式化研究中，外在性因素的确没有像在研究对象中包含了活动主体的历史研究那样内化为研究过程中的问题意识。但是，普罗普的案例只是诸多案例当中之一，芬兰学派的案例却证明了外在性的问题意识可以内化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尽管在研究对象中芬兰学者已经排除了活动主体。在德国学者爱伯哈德与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之间发生的那场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争论中，我们也可以进一步领会，在排除了活动主体于研究对象之后，形式化研究仍然可能与外在性的问题意识发生联系，22这样的联系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索绪尔关于从研究对象中排除活动主体的思路似乎并不能给我们提供满意的答案。
爱伯哈德和丁乃通都编制过“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工具书，但由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性质抱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因而导致了他们两人对中国民间故事性质的认识也就不同。简要地说，爱伯哈德认为，由于文化的原因，中国民间故事具有与西方民间故事完全不同的类型体系，因此西方民间故事的分类体系根本就不适用于度量中国民间故事；而丁乃通认为，芬兰学派根据各国民间故事编制的分类体系完全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民间故事，尽管中国民间故事有自己的文化特殊性，但中国民间故事仍然可以通过芬兰人的分类法而与世界民间故事体系接轨。爱伯哈德和丁乃通编制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都属于共时性和内在性的研究，都在各自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活动主体，但是站在索绪尔的立场看，丁乃通的研究以世界性为背景，似乎更接近对于普遍性的追求；而爱伯哈德的研究局限在特定的文化之内，其中已经隐含了逻辑上的文化主体论，因而似乎充满了外在性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诉求。但事实却不完全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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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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