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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林位于广东东部韩江三角洲北部边缘。韩江最北面的支流为北溪，由北溪经宋代人工开凿的运河山尾溪，进入韩江干流，直达潮州府城的水路，是传统时期韩江中上游地区最便捷的入海船运通道。而樟林就正好就是位于北溪入海口的所谓“河海交汇之墟”，具有成为重要贸易口岸的地理条件。清代樟林归澄海县管辖，是该县北部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市场中心，也是粤东最重要的近海航船贸易港口。
1990年以来，作者一直在樟林进行乡村社会史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注：作者已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从“游火帝歌”看清代樟林社会——兼论潮州歌册的社会史资料价值》，《潮学研究》第一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樟林港史补证三则》，《潮学研究》第二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八二风灾”所见之民国初年潮汕侨乡——以樟林为例》，《潮学研究》第六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乡村神庙系统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我们发现，至迟到清代嘉庆年间，樟林已经存在着一个由火帝庙——各社社庙——各地头土地庙等构成的庙宇等级系统。乾隆年间（1736－1795）建立的火帝庙位于社区中央的商业街区“八街”，归所谓“八街商人”管理，在本地的传说中是一个由知县倡议建立的庙宇，具有全乡主庙的地位。与此同时，全乡分为东、西、南、北、塘西和仙垄四社，南社社庙是山海雄镇庙，祭祀三山国王，它在历史上曾经是东、西、南、北四社主庙的地位，在社区内部一直保持着某种特殊的地位。东社社庙为三山国王庙（东社宫），西社社庙为北帝庙（以后因为与火帝庙“相冲”，社众另建有奉祀土地爷的感天大帝庙为社庙），北社社庙则为“七圣妇人”庙，塘西社社庙和仙垄社社庙也都奉祀三山国王，当地人分别称之为“塘西宫”和“仙垄宫”。社庙之下再分24座土地庙（福德祠），其祭祀范围叫“地头”，是次于社的地域信仰单位。［31］（P67－70）在这个系统之外，关帝庙、文昌庙、风伯庙和新围天后宫等具有明显官方色彩，其建立和运作包含有较多“外来”因素的庙宇也同时存在着，各有其意义和功能。
我们的研究发现，这样一种庙宇系统，以及庙宇之间相互关系的形成，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且这种变化至今仍在继续。与其说我们在某一“共时态”中见到的乡村庙宇相互关系，反映的是特定地域支配关系的“空间结构”，还不如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和“缩影”。“信仰空间”实际上“全息”地反映了多重迭合的动态社会心理的“时间历程”。
“信仰”不仅是一种仪式行为，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的认同，在樟林主要表现为乡民们的一种“有份”和“无份”的感觉。“份”是一种相当微妙的情感，一个塘西人对你讲塘西宫他“有份”时，与讲山海雄镇庙他也“有份”时的感觉，是有很大差别的；对于山海雄镇庙来说，南社人讲的“有份”和与塘西人讲的“有份”意义也很不相同。每年二月初一至十五日樟林火帝巡游是一个重要的活动，从周围各县赶来参加仪式的人，尽管他们不是樟林人，但跋涉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前来凑热闹，心里难免还是以为这个活动他（她）是“有份”参与的，但这种感觉自然与樟林本地人参加仪式的“有份”感觉相去甚远。“份”的感觉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火帝庙出现前后，西社北帝庙的地位截然不同，既然习俗和现实的力量都不允许西社人都“有份”的北帝庙继续作为社庙，他们就选择了另外找一个可以巡游的神明作为大家都“有份”的社庙。而在此之后，我们却听到其他社的人说，这个日渐破败的庙宇原来整个樟林都是“有份”的。山海雄镇庙地位的不断变化，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例证。“份”是交叉的、多重迭合的，一个乡民心目中可以有对于许多庙宇的层次不同的多种“有份”或“无份”的感觉，而对于同一个庙宇或同一个仪式，董事司理者、参与表演者、一般乡民和看热闹的外乡人的“有份”的感觉也很不一样。把这些“有份”和“无份”的复杂关系，放置到像樟林这样一个社区的动态的神庙系统之中去，其实际的存在形态，其实是难以用“祭祀圈”或“信仰圈”之类的简洁的分析性概念来把握的。对“信仰空间”的历时性的过程和场景的重建与“再现”，常常更有助于对实际社会关系的精妙之处的感悟与理解。
用分析性概念把握“有份”、“无份”之类的感觉的困难，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有份”和“无份”的界限是软弱的和可有可无的。实际上，正是这些微妙的难以言明的感觉，在更加深刻的层面上决定了现实社会生活的形式与内容。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清末民初樟林“官方庙宇”的命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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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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