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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新围天后宫的结局。建立于乾隆末年港口最繁荣时期的新围天后宫，是当时广东全省最大的天后宫。在新围天后宫东西两庑有乾隆五十六年所立的22块建庙捐款碑，从碑记的内容可以看出，捐款者包括了粤东、闽南沿海数县的官员和士绅，也包括了来自韩江上游的嘉应州和大埔县的信众，而最主要的捐献者则是樟林港的“商船户”、“众槽船舵公”的商号。每年天后诞时，前来拜祭的包括了闽粤交界地方数县的信众，可谓盛极一时。不过，在田野调查中作者的一个深刻印象是，由于新围天后宫的祭祀范围远远不只限于樟林一乡，这个后来被外来的访问者视为樟林古港最重要标志物的天后宫，与社区内部的社会生活似乎并未有密切的联系。在樟林还是一个贸易口岸的时候，许多外来的客商、船户、舵公等在此居住，他们的信仰和财力足以支持一个大规模庙宇的运作，天后宫与社区内部的关系亲疏并不直接对庙宇的命运产生影响。但是，一旦港口衰落和社区性质发生变化，情况就不同了。
咸丰以后海上贸易的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汕头开埠和机器轮船的使用，导致了樟林港传统贸易方式的衰落，港口衰落以后，由于庙宇的主要支持者离开，新围天后宫日渐破败。经过1918年的八级大地震和1922年的“八二风灾”，天后宫的大门和正殿倒塌，仅余两庑和殿后的“梳妆楼”。1949年以后，其地成为民居。近年在此居住，自称来自莆田的林姓人家，重新为天后设立小神龛拜祭，但香火极为稀落。而且，根据调查时得到的印象，这些自称妈祖后人的林姓人家在此居住，其目的与其说是要延续妈祖的香火，还不如说是为了等待这个已经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时有重建呼声的庙宇修复时，得到一笔搬迁的补偿费。
与本地人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围天后宫在潮汕移居海外的华侨中仍有很大影响，泰国、香港等地潮州同乡会组织出版的多种刊物，都以较大篇幅介绍新围天后宫，每年有不少华侨到其遗址参观，并捐款筹建以天后宫为中心的樟林古港公园。地方上的文人和文博单位，也对其表现出很大热情，除将该庙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还多次要求政府出面组织修复工作。不过，迄今为止，恢复新围天后宫的工作并无实际进展。
其他几个“官方庙宇”的结局，也与新围天后宫相仿。文昌庙是由县官和本地士绅合作建立的，是澄海县北部苏湾都士夫文人的庙宇，其日常祭祀、产业管理，以及与田土相关的诉讼，都由“庙内文武绅衿”（即所谓“司事”）负责。不过，100多年间不断发生庙宇、产业被营兵和外人强占之事，说明这个具有鲜明的士大夫色彩的庙宇，在地方社会中缺乏广泛而有力量的信仰基础（注：参见李嵩德：《苏湾北考亭朱子祠碑记》，乾隆《澄海县志》卷25，艺文；李书吉：《樟林文昌庙碑记》，嘉庆《澄海县志》卷25，艺文·碑记；《樟林苏北文庙碑记》，《澄海县文物志》，澄海县博物馆1987年铅印本，页144－145。）。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考试后，文昌庙当年就改建为进行新式教育的养正学堂，民国初年养正学堂改名为切正小学。1916年又在庙址改办翠英高等学校，1931年成为区立第二高等学校。现在此地为樟林中学的一部分。
风伯庙建立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主其事者为澄海知县尹佩绅。嘉庆十年樟林发生了惊动朝廷的林泮、林五私通海盗案，两名主犯被处决后，其家产全部没官变卖。［32］嘉庆二十四年，尹佩绅捐俸二百两，倡导“镇市中商民”合力捐资共六百八十两，购买林泮没官住宅“大夫第”一座共三十间，改建为风伯庙，亲自“虔具牲醴以致祭于风伯之神”，并在庙前树立《樟林镇鼎建风伯神庙碑记》。据他的说法，在樟林鼎建风伯庙是因为其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以后他又再次在风伯庙立碑（即《拨充风伯庙祭祀香灯示》），详细开列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七年历次捐置和拨归风伯庙的田产所在、面积和租银，并规定了风伯庙每年祭祀的方式（注：尹佩绅：《凤山记序》，“祀祭伯神文”；“樟林镇鼎建风伯神庙碑记”；“拨充风伯庙祭祀香灯章程碑记”；“拨充风伯庙祀祭香灯示”；“谕风伯庙司事值办祭祀”。）。宣统元年，塘西社乡绅在此地建立广智高等小学，似乎在此之前风伯庙的祭祀已经没有“正常地”进行。1931年改称为区立第一高等小学，1939年因县城为日本军队占领，澄海县立中学迁来风伯庙上课。1943年底，日军攻陷樟林，次年春又在风伯庙设樟东日语学校和伪三中。光复后，1946年在此地建立了苏北初级中学，直至90年代初，风伯庙旧址仍为苏北中学所在地［31］（p40）。
关帝庙清朝军队绿营官兵祭祀的庙宇，也是乡绅与官员们议事的地方之一。宣统元年出版之《澄海乡土地理教科书》中，樟林城寨内仍有关帝庙。［33］（p5）辛亥革命后，关帝庙和右营守备、樟林母汛营房都成为民居，50年代在关帝庙旧址建立了樟林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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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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