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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有明显的神话色彩。其中一个有趣的内容，就是灵威庙对佛寺的取代。宋代的潮州乡村，基本上是一个以佛寺为中心的社会。据《潮阳县志》所载，宋代该县至少有灵山寺、石塔寺、报德堂、三峰寺、莲花峰寺、资福寺、普恩院、莲花院、长生院、罗汉院、胜恩院、灵泉院等佛寺［19］（卷十二）。元代编修的《三阳志》，所载从福建至广州驿路，经过潮州路段的驿铺大多为庵驿，其做法为“守以僧，给以田，环以民居”，据称当时“潮惠之间，庵驿相望”。《三阳志》记载的庵驿共40处。［20］（卷九）这种情形从元初起逐步改变，各个佛寺、庵驿，也开始逐步拆毁，到明代隆庆林大春修县志时，共有23个佛教的“废寺”、“废庵”、“废院”、“废阁”和“废堂”被记录下来。［19］（卷十）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整个潮州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变。
如果考虑到这些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前述灵威庙故事所提到的佛寺被双忠公取代的过程，也许更可能发生于元初，而不是宋代。事实上，林大春撰写《潮阳县志》之“县事纪”时，就把灵威庙的建立系于元代皇庆元年，而不是传说中的宋代熙宁年间。根据林大春的理解，宋代潮阳的双忠公神像实际上是寄祀于佛寺之中，并未具备庙宇的规制。就是按照刘应雄的《灵威庙记》，传说中宋代的灵威庙后来也“中罹兵毁，庙祀浸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元代至大元年（1308）起，当地士绅开始与地方官合作，正式修建祭祀双忠公的庙宇。
按照许应雄《灵威庙记》的记载，当时参与其事的地方官是潮阳县尹袁天汉。修建祭祀双忠公庙宇与朝廷有关祀典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皇元统一，首褒忠义，名纪祀典者五人，二公与联事南公居其三。信夫大忠大义，越古越今，虽万世犹一日也。”所谓“联事南公”指南霁云，为张巡部将，“睢阳之战”中从孤城冒险突围请援，后殉难。既然张巡、许远名列王朝祀典，地方官出面为其修建庙宇，应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潮州本地的豪族也在灵威庙的修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据许应雄记载，当时为袁天汉谋画建庙并实际主其事的是“前进士”赵嗣助。据称：“赵为潮著姓，率众易从。”赵嗣助于垂垂老矣之际，毕五年之功，自始至终参与庙宇建设，不但“倡义捐赀”建庙，而且“置田以供祀事”［19］（卷一二），可谓尽心尽力。赵嗣助另一为后人称道的事迹是南宋末年帮助文天祥作战：“文天祥起兵南讨兴、懿，移驻潮阳。嗣助为具刍糗，劳天祥军。因与计画斩兴以殉，乡人义之。”［19］（卷一二）所谓“兴、懿”，指宋末降元的潮州地方豪强刘兴与陈懿兄弟（民间所谓“陈五虎”）等。我们知道，宋末直至整个元代的潮州，基本上是一个豪强控制的社会，文天祥在潮州地区的“抗元”活动，实际上的作战对象主要不是元兵，而是地方豪强。赵氏作为潮州“著姓”，帮助文天祥与其他豪强作战，并参与设计杀死刘兴，事件背后包含了地域控制权分配的因素。利用其“率众易从”的有利地位，协助地方官建立一个“名纪祀典者”的庙宇，除了可能表达赵嗣助对文天祥的某种特殊的情怀［19］（卷一二）外，无疑也是有利于赵氏家族在地域社会中地位的提高的。
到了元朝末年，潮州路总管王翰就直接把文天祥与潮阳东山灵威庙联系了起来。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他甫到任就派人到潮阳双忠祠致祭，并将文天祥一首有关张巡、许远庙宇的《沁园春》易名为“谒张许庙祠”，在灵威庙前镌石立碑。文天祥此词最早收录于元凤林书院本《精选名儒草堂诗余》，原题为“至元间留燕山作”［21］（卷上）。当时的各种史料中并无他曾参谒东山双忠庙的记载（其时该庙实际上可能并不存在）。从其他诗作知道，文天祥到过睢阳的“双庙”［22］（卷二），他被元朝关押于燕山期间作《沁园春》，心中感念之“幽沉”古庙，很可能是睢阳的双庙。明人刘剡编《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卷二七，就录该词题为“题双庙沁园春，留燕山作”。无论如何，并无直接的证据表明该首《沁园春》是为潮阳东山的灵威庙而作，更无证据说明该词作于用兵潮阳期间。王翰不但将《沁园春》刻于潮阳东山灵威庙前，而且还特意写了《刻文丞相〈谒张许庙词〉跋》，说明在灵威庙立碑镌刻该词的理由：“丞相文山公题此词，盖在景炎时也……道经潮阳，因谒张许二公之庙。而此词实愤奸雄之误国，欲效二公之死以全节也。”［19］（卷十五）这一义理重于考据、推断大于事实的解释，对后来的记载有很大的影响。如《永乐大典》“潮”字部收录该词，就定其题为“题潮阳张许二公庙”［5］（p41）。明、清两代潮州有关的府志、县志收录该词时，也都采用类似的题目。文天祥词碑的建立，使潮阳东山的张巡、许远庙宇，与一个曾经在本地区建立功业的著名的士大夫有了直接的关系，这一解释后来一直为地方官员与乡绅所接受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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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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