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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华]田野调查中被访人叙述的意义诠释之前提
  作者:杨善华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2-07 | 点击数:12913
 

  但是这样的观察、理解与解释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要与被访者的意义体系相混淆。我们所理解的是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而不是我们研究者主观认为并强加于行动者的意义。舒茨认为:“当他(社会科学观察者)决定科学地观察这个生活世界时,即意味着他不再把自身及自己的兴趣条件当作世界的中心,而是以另一个零点取而代之,以成为生活世界现象的取向。”(14)因此,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与被访者共同建立一个“地方性文化”的日常对话情境。同时,研究者还必须能够分清楚,自身的世界——无论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世界还是自己作为常人的世界——不同于被访问者的世界。

  由以上阐述可知,访谈是在访谈员与被访人共同建构的互动中完成的,并且,我们访谈员(或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任务是理解被访人在访谈时的叙述以及访谈过程中被访人的行动的意义(因为它与被访人的叙述是一致的,也属于访谈资料的一部分)并给出解释,因此要“防止以自身对于世界和事件的意义性观点来取代被访者的观点”。这样就必须深入到被访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从他们的话语中“了解人们在情境中的问题领域”(15)。从而达到掌握“被访者的概念系统”,以被访者“用来界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的习惯语句来表达”(16)这样的目标,然后才能将所得到的信息转译为社会研究的语言并对此信息的意义给出解释。由此可知,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和被访人建立如舒茨所言的“我群关系”(17)是十分必要的。而“意义可以共享”这一特质也为这种我群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

  在研究实践中,访谈员和被访人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文化背景(比如说访谈员是来自城市的研究生,被访人是没有文化的农村大妈),而正如本文注释中对“我群关系”的界定,我群关系就其面对面和直接经验这一特征来说,它很接近因血缘和地缘形成的初级关系。那么,如何让访谈员在最短的时间里深入被访人的“地方性文化”,从而建立这样的“我群关系”,然后达致对被访人的叙述的理解并给出诠释?从实践来看,一个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和一个刚开始学做访谈的社会学系本科生在这方面会有大相径庭的表现。但是有意识的专门训练和准备则可以迅速缩短两者的差距并帮助初学者在较短的时间里成为一个能开展工作的访谈员。从准备来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背景资料的阅读和访谈准备。既然“在访谈开始之前,研究者需要充分了解被研究的地区的文化”(18)。那么地方志和社区历史的阅读(城市史、乡镇史、村史)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被访人的生平情境深深浸润在社区的社会环境中,从而对他(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因为“宏观的社会变迁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不同的个人身上,从而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19)。比如1950-1951年期间江南农村的土地改革,对于同一个村落中被划成富农的农民和对被划成贫农的农民来说,其生命的轨迹就此分叉并且影响到了他们各自的后代,其心态和行为方式也有显著不同。

  对于被追踪调查的村落和城市社区,新进入者还可以阅读之前的研究者撰写的田野日记以及已经整理出来的访谈资料。像我们追踪调查的村落,最长的已经有13年的历史,13年中,基本上每年去一次或两次,仅调查日记就留下了数十篇。好的田野日记虽然也是记调查者的所见所闻所感,但因为作者选择材料之时有社会学的眼光和视角,能将有社会学价值和意义的访谈内容和自己对村庄的观察写进日记,进一步地,还可以包容他自己对村庄情况考察的感悟,这样新进入者通过阅读会有如临其境的感觉,这对他们迅速融进被访人所在的社区的“地方性文化”会非常有用。

  2.社会生活常识的准备。访谈者要访问的是从属于不同群体的人,这些人从事着不同的职业,生活在不同的社区里,有着不同的“生平情境”(20),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访问员应该“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提问,掌握一些双方得以共同对话的基本知识,从而创造出一种真正的面对面的我群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既为访谈营造了一种相互信任的融洽的气氛,使被访人乐意接受访谈;同时也为我们(研究者)理解被访人赋予访谈内容和访谈场景的意义打下了基础”(21)。这些“基本知识”首先是“社会生活的常识”。比如访问农民就要知道农时,如果你对化肥、农药和农作物有足够的知识,那么这既会使被访人感受到你对他(她)从事的职业的尊重,也会使访谈的气氛越来越融洽,使被访人更愿意叙述自己的生活和故事,从而使他们叙述的意义的脉络更加清晰。笔者2006年在浙江绍兴调查时曾访问过一个派出所的警察,因为被访人是碍于介绍人的面子不得不接受访问的,所以一再强调自己没有时间。但进门后听到笔者提到有两个职业平均寿命最短,一个是警察,一个是知识分子时,顿有“知音”之感,结果原定不到一个小时的访问延续了一个半小时,被访人还觉得意犹未尽。

  这样的访谈对访问员或者研究者而言也是学习的过程。因为每次访谈,被访人在讲到自己生活时,总要谈到很多常识性的知识,也会介绍一些“地方性知识”,比如当地的风俗,这样的知识积累显然对今后在这一地区访问同一类人时迅速与他们建立我群关系有非常实际的功效。

  3.与被访人“交朋友”。对于追踪调查而言,建立我群关系的最好方式无疑是与被访人交上朋友。上文曾提及我们在河北P县X村的调查持续了13年。村里有不少村民被我们访问了5次以上,他们的人生故事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其中有一些人我们已经很了解,他们也已经了解了我们,知道我们工作的意义,所以聊天时可以无话不谈。这种没有戒备的谈话无疑是访谈最理想的状态,因为我们可以真正了解被访人内心的想法和他所见证的事实。比如上述那位宁夏的中年妇女,在她敞开心扉向我们倾诉丈夫婚外情导致的婚姻危机给她带来的苦恼和影响时,我们自然也得以进入了她的内心世界。

  总之,于访谈中建立我群关系的目的在于在“主体间性”(22)的背景下获得对被访人(他者)叙述及其访谈时行动意义的理解并给出解释。“主体间性”的特质是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因此在访谈时研究者或访谈员在理解对方,对方反过来也在理解作为研究者或访谈员的我们。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提问或者我们对他们叙述的反应来验证他们赋予叙述的意义是否被我们理解或者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们也可以通过被访人对我们提问和对话时的反应来验证我们是否正确理解了他们赋予叙述的意义。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就和被访人一起建构了“我们共同的经验脉络”(23)。而这显然是以意义的特质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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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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