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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与日常生活发生脱节时，人们往往通过保护一些过去留下的文化遗产，试图留住传统，加固文化记忆。礼贤城隍庙原本是个民间宗教场所，但在它被列为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之后，这里也变成了一个当地人寄托怀古之情和确认文化身份的公共场所，也就是一个浓缩了当地历史和区域文化的“记忆之所”。复兴后的城隍庙会，也不再是纯粹的宗教性节日，而是变成了一种带有象征性和表演性的当地文化资本。认识到城隍庙的这一功能演变，当事人及主管部门应抛开各种政治包袱，尽力地去挖掘和恢复传统的民间信仰文化，让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重放光彩。
关键词：民间信仰；文化遗产；城隍庙；庙会；社会记忆
“记忆之所(lieu de mémoire)”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诺拉(Pierre Nora)提出。受哈普法赫(Maurice Halbwach)“集体记忆”理论的启发，他在1984 – 1992年间出版了7卷本的著作《记忆之所》，副标题为“法国的象征符号之地貌”。[1]在这本书里他搜集了各种与法国人的民族意识紧密相连的所谓“历史遗留物”，描述它们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成为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在诺拉看来，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人们试图寻找到一种方式，来弥补在过去和现在、经验(历史)和期望(记忆)之间所产生的巨大间距。人们把留住过去的期望寄托在各种遗留物上，并对此加以恢复和重构。这些物质的遗留物，经过口述史的加工而被赋予了种种特殊的意义，从而变成为集体的过去的象征[2] [3]。
诺拉的著作发表之后，很多国家的学者都效仿他的做法，编撰了诸如《德意志民族的记忆之所》等类似的书籍[4]，但他们使用的案例往往都局限在现代的国家民族的层面上，而没有涉及到地方社会的层面。这一研究偏向在最近几年逐渐得到了纠正，主要是因为有一些民族学家加盟进来，从人类学的田野中带来了许多新鲜的案例。例如德国民族学者格拉那-贝恒斯(Daniel Grana-Behrens)在分析美洲殖民时代前期的记忆文化时，就顺着诺拉的思路，做了有关印地安原住民“记忆地点”的分析。他在研究墨西哥印地安人的古文献时发现，一些特殊的地点比如代表中美洲各民族发祥地的神秘“洞穴”，还有“鹰之屋”等，都在殖民时代初期，当土著文化面临欧洲文明的强大压力而处于崩溃危机时，成为了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记忆承载体，大量地出现在了民间的口头传说和古抄本文献当中[5]。
以往的研究表明，“记忆之所”的形成，往往是在传统与日常生活已经发生脱节之后的历史阶段。人们在危机感的驱动下，为了记住历史和留住传统，才会去寻找一些带有标志性意义的场所，来寄托自己的怀古恋古之情。在中国目前方兴未艾的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运动中，实际上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记忆之所”。位于今浙江省江山市现市区往西南方向约20公里处、富春江支流须江之畔的礼贤城隍庙，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①]。
一、礼贤城隍庙的历史及建制
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礼贤由光辉和新建两个村组成，归属淤头镇管辖。但人们却习惯于把须江边上的这个地方称为礼贤，因为这是一个自古因袭下来的地名。唐武德四年(621)，江山首次置县，根据流经当地的须江而称须江县，隶属衢州府。五代吴越国宝正六年(931)，须江县易名江山县，以距城南50里处有江郎山而得名。南宋咸淳三年(1267)，江山县又易名礼贤县，县治设礼贤镇。元至元十三年(1276)复礼贤县为江山县，迁旧治。从1267到1276年，礼贤虽然总共只做了10年的县治所在地，但对于这里的居民们来说，这却是一段充满了荣耀的、不可忘怀的历史。它通过城隍庙这座古建筑、与其相关的民间传说、和年年举办的城隍庙会，牢牢地印记在了民众的记忆当中，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根据江山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资料，礼贤城隍庙最早也应建于此地设为县治的那10年间[②]。但在同一份的资料中，又有以下的引述：
据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编写的《同治江山县志》记载：“礼贤城隍庙，距今县治西南四十里，唐武德初置须江县，宋咸淳间改名礼贤即其地也。元丙子设县治而城隍庙犹存，迄今四百余年。”
如果我们从1873年推算回去，四百多年前应该是15世纪中叶，也就是明代而不是元代，可见这个说法在时间上有出入，并不完全可靠。当年编修县志的文人们，很可能也是在听取了当地流传的传说之后做下了这条记录。当然，该城隍庙最早建于宋代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在南宋以后，江南一带普遍流行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修建城隍庙，而建立县治显然可以成为修庙的最好理由。[6]
礼贤城隍庙奠基的确切年代虽已无据可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位于江山市淤头镇光辉村礼贤街的这座城隍庙修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重修的缘由是原来的旧庙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农历十四日晚失火被毁[③]。上个世纪，礼贤城隍庙经历了日本侵略者的洗劫和“文革”的破坏。所幸其主体部分在当地民众的卫护之下仍然得到了较为完好的保存。1982年，江山市人民政府将其列入文物保护名单，对其进行勘查和修缮，并把城隍庙周围10米以内的区域定为古建筑保护范围，禁止拆除或新建房屋。
与同类庙宇相比，该庙的规模较小，共占地约650平方米，座东朝西，朝向偏北15度，为木质结构建筑。屋体呈丁字形，布局为两进四天井，通进深29.5米，通面宽22.1米，共用圆木柱132根，方形石柱6根。庙里的内部布局，和一般城隍庙相似。大厅中央坐着城隍爷(当地百姓称其为“城隍老佛”或“城隍菩萨”)。按照当地的民间传说，此人名叫严聚武，是唐武德年间由皇帝派往衢州的一名四品官员，由于他为官清廉，任职期间曾三次出访来到礼贤，帮当地百姓审清了不少冤案，所以当他离任之后，人们就修建了一座生祠来纪念他。
城隍爷的宝座后面，围坐着许多金面的神仙。前台则一左一右，分站着一个气势汹汹的武官(名叫“罚恶”)和一个面目清秀的文官(名叫“张善”)。再往下来，也是一左一右，各立一个将军打扮的勇士，被冠之名曰“顺风耳”和“千里眼”，是负责帮城隍爷探听侦查案件的。然后就是两排对面而立的捕快，有的长相类似普通人，也有的则一脸鬼像，还有的伸出长舌显吊死鬼状。到了下堂，两边各有一组泥塑，呈现的主题主要是：人死后过了奈何桥，能在判官的镜子里看到生前所做的好事和坏事，长久积善的人便能免去酷刑的煎熬，做了恶事的就要受到惩罚，被严刑拷打、掏心挖肺，等等。下堂中央，面对着大门口，则一左一右摆放着一口钟和一个鼓。在过去没有有线广播和钟表的时代，管庙人每天早起敲钟，傍晚时分击鼓，所以有“晨钟暮鼓”的说法。
上个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对城隍庙进行了全面维修，但并没有完全按照原来的庙宇规制进行。例如大门口的戏台部分，由于破坏十分严重，就没有得到修缮，而是被完全拆除了。相反，人们却在原有的建筑之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它们是：门口一个牵马的使者的彩塑像。这大概是用来代表城隍老爷的官老爷身份的，表示他要时刻和朝廷保持联系。还有就是东西两厢新加的两个偏厅，一边雕塑着城隍爷的助手张善处理案件的场面，称“张善堂”；另一边则是城隍夫人的彩塑像，形象类似于观音。据说当地的妇女经常有来这里祈求“娘娘”送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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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王霄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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