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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夏社考索
在汉代以前的文献中，我们可以考索到一些与夏禹时代社祀形态有关的记载。《尚书·禹贡》载：徐州“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孔安国曰：“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焘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絮，黄取王者覆四方。”唐孔颖达曰：“《韩诗外传》云：‘天子社广五丈，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目以黄土，将封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为社，明有土，谨敬絮清也。’”汉孔安国以“王者封五色土”为社来训释《禹贡》“厥贡惟土五色”，其说法应当是来源于《逸周书·作洛解》“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叠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逸周书·作洛解》，赵光贤先生疑为后人伪作，非西周初期作品。
《禹贡》篇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禹贡》的成书年代，学者一般认为属于战国时期。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形成的时代，却远在《禹贡》成书之前。2002年，北京保利博物馆收藏一件西周中期青铜器公盈，其铭文曰：“天令(命)禹尊土，堕山浚川。乃畴方，设征，降民。”此铭文内容，与《禹贡》之“禹敷土，随山刊木，任土做贡”相合，西周中期，禹治水之传说已经出现。刘起幺于先生曾指出，“《禹贡》各州之土壤，其颜色未按五方分配，于徐州却又独贡五色土，此皆在战国五行说盛行以前。”后世建社用五色土之说，或与《禹贡》的这一记载有关。
有关夏社的文献记载为学者所熟知者，还有《甘誓》中“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的誓辞。《甘誓》非夏代文献，以为定论。“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是否反映了夏代的历史真实呢?这种军事赏罚制度究竟形成于何时呢?《墨子·明鬼篇》曾引《夏书·禹誓》：“若不共命，是以赏于祖而僇于社。”《禹誓》成书，当在春秋战国之前，赏于祖而戮于社的军社制度，也当在春秋战国之前已经形成。至于其是否能早到夏代，笔者认为也是十分有可能的。禹夏时期，中国早期国家已经出现，在早期国家中，战争与祭社联在一起，也是很有可能的。军社制度，应当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有学者认为，“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的制度很可能与都城建置中的左祖右社一样，都是用阴阳五行思想整齐制度之作，这种观点可备一说。
有关夏祀社之社主，《论语·八修》载：“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淮南子·齐俗训》：“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齐俗训》所载殷社与《论浯》不同，所载夏社用松与《论语》记载相同。《淮南子·鸿烈解》将历代之社配以五祀、五色、五乐，“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雷，葬成亩，其乐咸池，承云九韶，其服尚黄；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户，葬墙置翣，其乐夏筲，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礼，其社用石，祀门，葬树松，其乐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礼其社用栗，祀灶，葬树栢，其乐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夏代社主，文献记载的只用松一种，从有虞氏用土与商人用石来看，《淮南子》描述的夏社以松有可能是制造社主之木。
夏代社祀之内涵，与原始形态之社祀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随着中国早期国家的诞生，夏社与九鼎，共同变成了国家与权力的象征。关于九鼎，传说中便是禹时开始铸造的。《左传·宣公三年》载： “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桂预注夏之方有德为“禹之世”。鼎、社共同作为国家象征，见于《汉书·郊祀志》，“后百一十岁，周赧王卒，九鼎人于秦。或曰，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国家亡则社亡鼎没，社成为国家的象征，社的这种象征意义，是从夏代开始的。 夏代社作为早期国家与政权的象征，在夏亡之时表现的更为明确。据《尚书序》：“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传：汤承尧舜禅代之后，顺天应人，逆取顺守而有惭德，故革命创制，改正易服，变置社稷，而后世无及句龙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传：“言夏社不可迁之义。”正义曰：“传解汤迁社之意，……《易·革卦》彖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下篇言汤有惭德，大传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所以变革此事，欲易人之视听与之更新，故于是之时，变置社稷。”《尚书大传》及《尚书正义》将“迁夏社”解释为变置社稷，是正确的。将其解释成改正朔，易服色，则是用战国时期盛行的五行之说解释变置社稷，未必可信。《大传》解释迁夏社未能成功的原因是后世无及句龙者，是按社祭祀人鬼句龙来立说的。社祭祀句龙，是土地的自然祭祀和祖先祭祀结合的产物，迁社就是改变与土地祭祀相结合的祖先祭祀的对象。“迁夏社”迁字之含义，《玉篇·走》：“迁，易也。”；《龙龛手鉴·辵部》：“迁，变也。”《汉书·郊祀志》载迁夏社之事：“其后十三世。汤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乃遷烈山子柱，而以周弃代为稷祀。”成汤虽未能迁夏社，已然迁了烈山子柱，以周弃代之。此迁字的含义，为变易之义无疑。商汤变易夏社没有成功，便“作夏社”。关于“作夏社”的含义，当今学者有人提出，“‘作’应该理解为在夏社举行某种活动，其作夏社、伊尹报、诸侯服、汤践位等，共同表示在一次重大的报祭活动中宣告夏政结束”，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正确训释“作夏社”之“作”的含义，是理解“作夏社”内涵的关键。《说文》：“作，起也”《诗经·鲁颂·酮》：传“作，始也。”“作”字的含义为开始，“作夏社”可以理解为开始祭祀夏社。成汤祭祀夏社，是在迁其社没有成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成汤通过作夏社，也就是对夏社进行祭祀，以表明自己对夏原有土地的继承与占有，表明自己继夏之后已成为中原新主人。这与《史记·周本纪》记载的周武王祭祀商社，以表明自己代商的含义是一样的。保留前代社祭祀，以此表示对前代土地与政权的继承与占有，最早应该说是从成汤时期开始的。汤在灭夏后欲迁夏社，表明社已经具有了政权与国家象征的含义，在迁夏社未能成功后作夏社，表明社祭祀与国家政权的结合还不是十分固定，社祀作为国家的象征还没有形成特别固定的制度。 与《尚书大传》、《尚书正义》解释迁夏社为变置社稷说不同，宋夏僎撰《夏氏尚书详解》曰：“二孔谓汤胜夏，革命，变置社稷，欲迁其社，而无人可代句龙，不可而止，故言欲迁其社，不可。胡益之谓不然，社所以祭土之神也，稷所以祭谷之神也，此古之命祀，自生民以来未尝移易，共工氏之子配食于社，烈山氏之子配食于稷，纵有移易，安得谓之迁社，此事之不然者也。汤伐桀，为民除害而已，非有私怨，岂肯并其社而改之，此理之未然也。盖迁者，欲迁此而就彼，如迁都之迁。春秋许迁邢之类是也。王者必自立社，谓之大社，所谓右社稷，左宗庙是也。汤既胜夏而为天子，谓夏之社宜迁于商之都，而臣扈之意以谓汤必立夏之后以为商宾，则夏之社稷可迁于夏后所封之地，不当迁于商都，故言欲迁其社，不可。今书虽亡，然详考此序，所言则益之，所言亦自有理，但解此作夏社疑至臣扈三篇之名乃谓始也。”社祭土地之神，是社祭祀最原始的形态。夏代的社，除了祭祀土地之神外，已经增加了象征权力、象征国家的功能。用社祀土地来反对成汤迁社为变置社稷之说，并没有多少说服力。用汤伐桀是为民除害，非有私怨来否认迁社之说，也只是以道学观点美化汤代夏之说，与历史的真实相差甚远。迁社如迁都的推测，于史无征，终难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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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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