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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这门学科，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以研究民族事象为任务的民族学（Ethnology），就是理论的民族学；另一个是以记述民族事象为职志的民族志（Ethnography）[2]，就是记录的民族学。这两部分是有密切关系的（有些学者把后者看作理论民族学的“下属科学”），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它们的活动可以或应该相对地独立进行。
作为一种比较严格的科学，这种学间的形成和发展，显然是近代的事情。它跟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海外通商、传教和殖民等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探寻这种学问的渊源，那么，在欧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著作，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就包含着这类有关异民族的风俗记录；在我国，则那部大约编纂于两千年前的《山海经》（其中《海内外经》等部分），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可贵资料（当然不免夹杂着一些怪诞的东西）。唐、宋以来，这方面的记述就逐渐多起来了，关于境外民族的，如《诸蕃志》、《真腊风土记》等；关于国内民族的，如《蛮书》、《台湾使槎录》等等都可以说是有一般文化史和民族学史价值的[3]。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特别是前中央研究院成立以后，有关的学术单位，依照世界这门科学的宗旨、方法去进行工作，对于南方的苗、瑶、彝族，东北的赫哲族等，都进行了调查、探究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科学成果。可惜对于我国历代所积累下来的这方面的丰富文献，没有给以必需的整理，而研究工作也没有较广泛地展开。
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正确的民族政策，对众多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资料。但因为太偏重于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因而相对地忽略了对各民族历史、社会、文化的广泛深入调查和研究。至于对过去这方面文献的整理工作，就更少动手了。这使我们学界在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包括民族志）及发展各种文化科学（包括神话学）的工作上，都受到一定的损失。这种“负”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作为今后工作的借鉴的。
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民族志及民族学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对于我国乃至于世界文化史及一般文化科学的研究和发展，都是极其宝贵的。因为中国境内有五十多个兄弟民族，他们不但所住的地域各自不同，所处的社会形态也大相悬殊。直到五十年代之前，他们当中有不少民族，社会性质还处在原始公社的末期，保留着原始社会的制度、风习和文学、艺术。有些民族则停留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的阶段，有的处在封建社会的初期。他们不同程度地保存着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制度和文化。这几十个民族，差不多把人类所经历的社会阶段状况，同时地展开在我国辽阔的版图上。它成了社会发展史的形象的展现。这对学者们进行社会、文化各学科的考察、研究，是何等有利的条件！
近年，有人从纳西族现代保存的某种婚姻习俗（“阿注”），联系到他们的宗教、神话等，去阐明该族远古历史上存在过的婚姻制度及社会性质，取得了有说服力的科学成果。这只是一个小例子，但它能说明民族志的资料，对于社会史、文化史的探究、阐明，具有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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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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