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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钟敬文是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早期传说研究的倡导者之一，其传说研究思想可归纳为三方面：民间语源学、传说的传承学和文体的循环转变。其一，民间语源学意味着传说被赋予区别于主流话语的解释权力，这种民间解说本身自成一个有机系统，传说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这一系统的内在规律。其二，钟敬文早年就非常重视传说的传承机制，考察方法可归纳为“以形态考源流，据相似推相关”。其三，钟敬文确立了有机的民间文学文体观，揭示了神话、传说、故事三者之间不断发生的横向转化。钟敬文是学科史的见证者、擘画者、推动者，重新思考他对于传说学的设计蓝图有助于分析当下研究现状与早期规划的离合，检视传说研究的历史轨辙和内在矛盾。
关键词：钟敬文；传说；语源学；传承学；文体
在民间文学现行的分类体系中，神话、传说、故事作为散体叙事的主流鼎足三分，在民众口头流播的实存状态则交错杂糅。20世纪初期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创立，口头文体分析范畴的建立既接轨海外思潮，也与本土民众的自然范畴不断“脱域”又还原。然而三者在中国学界的分体研究却极不均衡。相较于神话学、故事学在学科发展初期便积累了辉煌的成绩，传说研究则相对薄弱，至今仍未形成有明确纲领和多样范式的“传说学”。这一局面由诸多复杂原因导致。在民众的立场上，神话、传说原本都是“故事”，均包蕴于“故事”的大概念中。传说始终与神话、故事夹缠交错，被确立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时间甚晚。同时，一些重要学者的观念、著述也框定了今日的传说研究图景。
自歌谣运动以来，歌谣、传说、神话、故事、谚语等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搜集。钟敬文是学科早期传说研究的倡导者之一，20世纪传说研究史的代表人物和著作几乎都与钟敬文有关。梳理钟氏的思想，一方面可以之为纲，凸显传说研究史的流变理路，进而将传说作为民间文学文体的个案，提炼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史的演进规律。另一方面，钟敬文作为学科史的见证者、擘画者、推动者，呈现他对传说学的设计蓝图，分析当下研究现状与早期规划的离合，亦有助于检视传说研究的历史轨辙和内在矛盾。
关于中国的传说储量，钟敬文在学科创建初期就持有明确坚定的判断，认为中国传说数量极丰、研究前景开阔：“依我年来摸索的结果，总觉得我国神话和传说，在量方面，除了过去的文献上有着相当的记录外，现在尚有多量的资料传承在民间的口头上，而质地方面，也不尽像过去中外一些学者们所揣测的那么薄弱、寒伧。”［1］对传说的探索是早年就确立的学术志向，撰述主要包括：《〈陆安传说〉缀言》（1925）、《中国古代几个鸟的传说》《马头娘传说辨》（1927）、《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28）、《中国的水灾传说》《中国的地方传说》（1931）、《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三个分布于朝鲜、越南及中国的同型传说的发生地域试断》（1934，以下简称《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传说的历史性》（1958）、《刘三姐传说试论》（1981）等等。
一 钟敬文传说研究的三个阶段
1928年被中山大学辞退之前，钟敬文一直生活在故乡广东，早年即热爱民间文艺，在故乡生活时便常记录从家人、乡邻、朋友、同事那里听得的民间传说、故事、歌谣，发表在《歌谣》周刊等北京、上海的刊物。这些搜集作品的刊载，引起了顾颉刚、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持者的注意，也激发了钟敬文投身这一事业的志趣，他后来被胡适关注，皆因搜集民间文学的成绩。除了零星搜集之外，钟敬文亦针对特定的话题汇集资料。顾颉刚在《歌谣》周刊第69号发表了孟姜女专号文章之后，钟敬文多次致信提供材料，参与讨论。除了亲自搜集民间文学素材，钟敬文在中山大学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操持《民俗》周刊的编务。在故乡广东工作的时光是钟敬文走上民间文学道路的起步阶段，除了编辑刊物，他大约“搜集、记录了各种形式的民间歌谣数百首（多数是口头传唱的，少数是手抄本），口承故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笑话等百余则”［2］。
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歌谣运动洗礼，但是在士林心中，民间文学、民俗学仍然是“野人文艺”。1928年发生了《吴歌乙集》风波，钟敬文突遭横逆，被中山大学解聘。校方理由是钟氏付印的《吴歌乙集》涉猥亵歌谣，尽管此事背后另有其他复杂缘故，从这一理由亦可推知当时学界的普遍心态。离开中山大学北上杭州的钟敬文并未因此对民间文学的价值和学科前景产生怀疑，而是始终怀有对“野人文艺”的热爱，坚持肯定其在“学术的”和“文艺的”两方面均具有与文人创作平等的、堪比西方文学经典的价值：“这些表现着原始人的哲学的或科学的思想的神话和传说，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觉得未必比那被人们所艳称的希腊古典神话减色多少。最多只能说这些材料，不曾为文人、骚人们所描写所歌咏过罢了。”［3］漂泊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做出留日决定，决心以学术为志业，并且特别留意流传于中国、日本、朝鲜的相似的民间故事、传说，曾确立以《中日民间故事（包括传说等）的比较探索》为论题［4］。
其时学界关于中国民间传说的研究，主要以顾颉刚的“历史演进法”和周作人为代表的人类学派文化研究为两种典型思路。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将传世文献和当时搜集的各地传说排比为历史和地理的系统，视民众口头传说为“层累造史”的证明。该研究甫一出世，便受学界瞩目，成为传说研究乃至民间文学学科的不朽经典。周作人带有显著人类学派特征的神话、传说、故事、童话研究，深受欧洲人类学派进化论思想的启发。人类学派的基本观念是，将民间文学视为“遗留物”，即人类行为从野蛮时代向半开化时代、文明时代逐步进化的产物。野蛮时代的一种社会制度，随着人类社会向半开化时代的迈进，可能逐渐消亡；但这种制度的诸多观念、细节不会全然泯灭，可能遗下诸多印痕，民俗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遗留物”。由于口头表达具有类型化、模式化的特征，一些人类社会早期的制度、文化、生活方式可能在传统的民间叙事中得以留存。
杭州时期的钟敬文开始从事专题传说研究，受当时流行的人类学派进化论思想影响，重点关注传说故事的如下方面：禁忌叙事，认为原始人生活中的禁忌与现代文明人生活中的道德、法律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传说中的物体变形、人物互化是原始人万物有灵观的反映；神话传说中的婚姻制、氏族制，是原始时代的伦理观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图腾崇拜在民间文学中的遗留；“模仿的”和“纪念的”宗教仪式；工具的神圣化、复仇、法术等。
杭州和日本时期是钟敬文传说研究的高峰，1931年撰于杭州的《中国的地方传说》和1934年撰于日本的《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分别是其传说理论思想和个案研究的代表作。他自述道：“以后，虽然学术境界在不断地开拓，但应该说，我这方面学术的基本建构已经在这个时期粗略成立了。”［5］他以变化的目光看待传说，从“野人文艺”中挖掘一般民众的心态，也看出文人的利用、改造。
早在中山大学时，钟敬文便已留心吸收日本、德国同行的思想。中大、杭州时期的钟敬文时常阅读日文书，并与德国学者W.艾伯哈德通信，这一海外交流持续了半个世纪。留日期间的求学目标主要是研读民俗学理论。他广泛阅读了高木敏雄、柳田国男、松村武雄、折口信夫、南方熊楠等日本学者著作。对待外国理论和海外同行研究，钟敬文并不一味盲从，而是站在中国立场思考。留日期间撰成的《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便从中国材料出发，推测该传说类型的中国源头。他曾明确表达引进外国理论的态度：“我们底研究不一定只是欧罗巴和亚美利加学者们底研究底延长或扩大，结果许是它们（他们底成绩）底更根本的改进也未可知呢。”［6］留日时期的这篇代表作是钟敬文向国际同行的一次响亮发声。他对国际学界动态的关注，一直持续到晚年。
东渡两年后，钟敬文于1936年归国，不久南下两广、香港避乱，几番颠沛，终在1949年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此后半生全心投入民间文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工作。
钟敬文对民间传说研究的课堂教学实践，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任教于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时便已开始。其时开设的《民间文学纲要》《民间故事研究》是“当时国内仅有的‘民间文学’教学”，“是民间文学较早步入中国高等学校的尝试”［7］。
新中国成立后，钟敬文的工作重心服务于学科建设大局，也受特定政治历史因素的影响。因在北京师范大学创设民间文学课程，他主持编写了《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此外指导学生从事传说个案研究并撰成多部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著述，如张紫晨《中国古代传说》（1986）、程蔷《中国识宝传说研究》（1986）、乌丙安《传说学浅识》（1983）等。［8］钟门弟子对导师著述的研读衍生了诸多系列研究，以天鹅处女型为例，这是广泛流布于世界各国的民间叙事类型，既有单纯的民间故事，也与各地的风物、历史、族群起源结合，生成多种极具地方特色的神话、传说。日本学者西村真次早有专门研究，钟敬文1932年撰《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献给西村真次和顾颉刚两先生》，即是对西村氏的回应之作。此后，钟门弟子汪玢玲、万建中、叶涛等均持久关注这一叙事类型。再传弟子漆凌云的博士论文即以此为题，出版为《中国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毕雪飞在搜集大量日文文献基础上，撰为《日本七夕传说研究》［9］。可以说，钟敬文及其弟子实现了多个重要传说类型研究的学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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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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