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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田野作业科学性的质疑与反质疑
“田野作业”的提出是旨在针对“平面的、单一的”搜集整理工作的反正。1985年5月，《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在江苏南通召开了一次题为“田野作业与研究方法”的座谈会，首先在学科内使用“田野作业”一词，并相应地开设了“田野作业”的栏目，明确地“把田野作业升华为研究方法来讨论”，[10]极力提倡一种“立体的、多面的”调查方式，“会上，专家们对我国民间文学搜集的反思是深刻的，人们一致认为那种仅仅以搜集作品为全部调查内容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它的狭隘性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11]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对过去的搜集整理工作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一系列貌似可行的对策和方法，对策的提法不一，但其核心观点大致也不外乎“科学、全面”四个字。
我们先从认识上来看，过去对“搜集整理”的认识是否如我们所指责般幼稚和肤浅？
事实上，早在1918年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搜集的主张和要求就已基本被纳入了科学的轨道，如，强调歌谣的“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色，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12]并标注音标，对于歌谣通行的时代、地域，中间涉及的历史地理或地方风物当注明其所以，“这是前所未有的。它表明在对待民间歌谣上，已将其列入现代科学研究之范畴。”[13]我们还可以把《歌谣》时期搜集整理的原则具体概括为：
1， 不限定歌谣的性质和内容。无论歌谣内容“如何粗鄙，都要收集保存。”[14]
2， 强调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保持歌谣的真实面貌。“因为前人对于歌谣，多半是取其内函的义理，而不注重其外表的语句。”[15]
3， 突出强调歌谣的方言特征和地域色彩，并标注流传地区。
4， 注意搜集歌俗。也即从民俗学的角度记录歌谣，关注歌谣与民间生存状态的联系，如歌唱的仪式、场面、情绪、动作等。[16]
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认识并没有什么质的飞跃。在民俗学界，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对“过去”时间段的“搜集整理”或者“田野作业”的所谓的“深刻反思”都是毫不留情的。问题在于，这种年年讲、天天讲的重要性认识和深刻反思却从未给田野作业的所谓“科学性”带来任何的提升作用，我们今天的田野作业理论水平并没有比学科开创时期的水平高到哪里去。
我们再从实际操作来看，既有的“搜集整理”的作品是不是全无科学依据？
1986年制定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总方案》，确定集成必须是“由专家审阅和编定的具有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的作品总集”，并对三性进行了严格界定，强调以科学性为三性核心，集成总编委会多次组织专家学者对操作方案进行过研讨和座谈，对参与普查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反复的培训，对记录、整理、编纂等作了细致入微的要求，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该做的工作基本都做了。[17]
故事集成前后由钟敬文、刘魁立担任主编，副主编则为许鈺、张紫晨等人，阵容、专业齐整。从现已出版的故事文本来看，充斥着大量的不完整以及非主流意识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存在恰恰可以证明故事的“原生态”。
如果有人认为这些资料仍然是“孤立、平面”，不能使用的话，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科学”的田野资料？看看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一种理想的、抽象的“科学”资料？
高斯坦（George S.Goldstein）在A Guide for Field Works in Folklore一书中认为，科学的民俗研究包括了五个阶段：1，提出问题；2，分析问题；3，收集资料；4，提出研究发现；5，根据对资料的分析与演绎，提出假设。他强调指出，“若研究者在收集资料初期未能小心谨慎地提出问题，则这种收集工作无疑是随便、散漫、敷衍与浪费的。即使没有这类弊端，不管一位民俗资料收集者花费在田野工作上的时间是多长，仍被视为并不足够。” [18]
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大千世界无限丰富多样，在田野中可搜集的资料几乎可说是无限的，且不说一个地区的民俗资料永远无法一网打尽，流动的民俗永远无法被固定在一纸文本上，即使只是面对一个调查对象，我们也无法保证在一年半载能够可靠地了解他。
如果不以特定的理论需要来圈定田野作业的范围，如果不是带着特定的问题去寻求解决，想当然地以为“采用整体的、综合的调查方式就必然会产生出整体的综合的研究方法”，[19]理想化地期望所谓的科学、全面、客观、真实……诸如此类的要求就永远只会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任何“科学”只是在特定问题与特定理论之下的判断，世上没有绝对的科学，也没有绝对的全面。同样，就某一课题来说，资料的足与不足只与问题产生之后所拟用的理论与方法相关，而不存在于问题产生之前。不在具体理论要求上的具体资料，永远无法达到抽象意义上的“科学”标准。这就是我们一再要求科学而一再无法达到科学的主要症结。
而我们已经习惯了说一种永远不会有错，但永远也不会有用的话。我们一再强调说，记录文本时要记录讲述者的种种背景、形态、语态，故事的背景、听众的反应等等，听起来很有道理（也肯定是对的），但如果我们提这样一个问题：讲述者或听众是什么性别什么年龄什么文化程度在我们的研究中起了什么作用？我们有了这许多的资料后，有谁用过这些资料吗？得出了什么规律性的认识吗？没有！如果没有，为什么不去用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用！我们没有提出过问题，没有理论上的需求，只有想当然的形而上的要求。
我们应该向田野索要什么
在兄弟学科，从20世纪中叶开始，田野作业的意义就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在20世纪初，野外考察的主要目的是尽研究者的能力和知识充分地、完整地去描述某种特定的文化。今天，越来越多的野外考察研究的是定向问题。”也就是说，把研究者推向田野的理由，不再是文化描述的需要，而是“为了验证特定的假设，这样就可以继续增强、削弱或者修改理论的框架。”[20]
“现在大多数的野外考察都是为了解决一定的问题：人类学家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以便检验理论设想，然后再集中研究该社会中那些与那种理论最有关联的方面。在进入野外之前，研究者通常要先把好研究课题，提出一种或多种假设——即在研究基础上提出问题的答案——并建立一个研究方案，确定用什么方法来收集和分析资料。”[21]
理论假设是人类学家进入田野的最主要的前提，“理论假想支配着研究人员将在野外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因此影响他们将要收集到的材料。”[22]
那么，在我们进入田野之前，假设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一位收集人可以藉着他对某一个地区预先获得关于特定传统及该地区之特殊情况的知识，或是藉着阅读相关的材料，开始他的建构假设阶段。以假设的方式提出问题，收集人进入田野之后，再发掘材料来支持或推翻他的理论。多尔生（Richard Dorson）建议美国的民俗学者要象人类学者一样，‘应该建立田野工作于假设上，并且在田野里以有力的经验性资料来把它加以验证。’此一建议不仅应为倾向人类学的民俗学者，更应为所有的民俗学者所欢迎。”[23]
假设主要是建立在文本的阅读、比较、分析，建立在对不同理论的汲取、批判之上的。
以近年绍介至我国的“帕里－洛德理论”为例，帕里“一如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一样，他在承前启后的学术关联中拓展自己的研究，并从前人和同时代人那里获得了启发和裨益。”而他的田野调查只是“通过亲历现存的可类比史诗传统所得的第一手观察资料，印证自己的理论发现，并以详实的资料赋予其理论框架以血肉。” [24]
再说远一点，“流传学派”的奠基人本菲也是“通过对《五卷书》的每一个故事所作的精细比较，使他的观点具备了有说服力的份量，至少使一代民间故事专家的研究进入他所指定的途径。一个对故事集进行很透彻比较的时代的开始，导致现代民间故事理论建构的开端。”[25]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则是通过对100则[26]具有神奇幻想的俄国民间故事的文本分析而建立的学说。
文本的阅读和他者理论的汲取无疑是先于有计划的田野作业而进行的；来自于文本、体现为文本的理论还将指导着田野作业的进行。一方面，田野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场所，另一方面，理论也能彰显田野资料的真伪，理论与实践必然是一对互相制约的矛盾。于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田野在与理论的互动中，降沉为学术研究的实验场——在实验中，理论或者被验证，或者被修正、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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