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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思“历史地理方法”
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芬兰学派的学术史，重读《民俗学方法论》这部经典著作，就会发现，卡尔•科隆一代学者的成功虽然有着芬兰独立等政治历史的深刻动因，但历史-地理取向的比较方法仍不失为民俗研究的基本范式。芬兰民俗学家弗罗格（Frog）认为，经典的地理历史方法不仅是一种方法或一组方法，而且是一个真正的方法论工具包，包含了方法、定义、理论，甚至预定的研究目标。它将民俗研究定义为简单的三步：第一步汇编最详尽语料库；第二步按地理来源排列文本，将每个元素分解为结构元素或特征，并制成表格以描述异文变化；第三步根据理论或法则对这种变化进行解释，以尽可能确定有关传统的原初形式和民族或地区的起源地。芬兰方法的可操作性也是它能够得到国际应用的前提。
集大成之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的底稿来自1924—1925年卡尔•科隆在奥斯陆的系列讲座，系统化地阐述了民俗材料的研究方法，核心要义是厘清一个民俗文本的起源和播布过程。卡尔在一开头就把学派的发展历程做了详尽梳理，特别是第一章介绍了其父尤利乌斯•科隆的生平与学术思想。从《民俗学方法论》的目录可以看出，前十章确定了研究问题和范围，说明了资料的获取、筛选、排列，以及分析和记录的方法；后十章则重点阐释了一些由比较方法形成的理论。这本书甫一问世就对世界民俗学产生重大影响，对亚洲民俗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特别是日本和中国。
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在1927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蜗牛考》。通过考察日本各地方言对于蜗牛的称呼，他提出了“方言周圈论”的概念，认为从中心向四周的扩散过程使得最中心是最新的，最边缘反而是最老的。福田亚细男判断说，“虽然柳田的方言周圈说和库伦（科隆）的历史地理方法，都是对民俗事象的分布进行探究的学说，但是他们的解释却有很大的不同。与柳田认为周边的事项比较古老相对，库伦将中心部的事项设定为原型。虽然有这样的不同，但是二者从事象的分布状态重新构建历史这一点是相同的，柳田本人参考了库伦的理论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不过，他也认为，柳田国男写作《蜗牛考》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看过《民俗学方法论》，但从建议关敬吾来翻译的情况推测，他至少对芬兰方法兴趣很大。日文版的《民俗学方法论》于1940年出版。
中国的例子来自顾颉刚。1924年，他发表了论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其后的一系列研究成为中国民俗学的经典范式，被认为“开启了以历史-地理的方法研究传说故事的先河，在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奠定了中国传说学与故事学的初步基础”。有学者考证，顾颉刚的研究受到了胡适的影响，而胡适似乎在早年接触过芬兰方法。“至于胡适在何时何地接触到了芬兰学派理论，笔者没有找到现成的答案，然而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些线索。笔者推测很可能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学习了芬兰学派理论，因为康奈尔大学的克兰教授（T.F.Crane）是美国第一个研究国际民间故事的伟大学者，他知道科隆和阿尔奈的著作，并在1916年评论了前21期《民俗学者组织通讯》。而作为‘庚子赔款’的留学生，从1910至1915年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和文学院学习农学、哲学和文学，在这期间，他不可能不接触克兰先生以及当时欧美的民间文学理论。所以笔者认为：正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经历，使他学习了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理论，并将这种理论带回了他的祖国。”此外，刘锡诚也认为，胡适的“比较研究”直接影响了顾颉刚的研究和董作宾对《看见她》的研究。当然，仅凭这些资料，我们还无法明确地判断两者之间的关系，但至少是有可能产生比较研究影响的。
从《卡勒瓦拉》到鲁诺歌到民间故事的研究，实际上反映了学派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转向。也就是说，芬兰方法能够实现国际化，产生世界影响，并被东西方学者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使用，光靠研究芬兰语的《卡勒瓦拉》史诗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带有普遍性的文类，而民间故事恰好合适。“卡尔•科隆在1933年的离世并不是‘科隆精神’的终止，尽管后面十年左右在大学教育中紧跟着一个‘反科隆’的时代。‘科隆学派的时代’是一个比官方的‘尤利乌斯和卡尔时代’更长的概念，它在大学教育中延续得比之后整个时期都要长。”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新民俗学”（New Folkloristics）从美洲大陆抵达北欧之前，这一学派虽不复当年的统治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科隆的后辈们依然在各自研究的道路上改造着芬兰方法。
被劳里•航柯（Lauri Honko）称为历史地理方法最后一代传人的马蒂•库西（Matti Kuusi）在1964年发表的文章中慨叹：“大约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这样在一个环境中，那里充满着对科隆的记忆，我扮演的学术角色本质上是科隆的角色，那是最初为他创造的，并且由他来具体塑造。”可惜的是，从今天民俗学盛行的理论看，我们已很难再复盘当时科隆一代的盛景了，人们对于芬兰方法的认识更多停留在学术史上，语境研究带来的方法论革命相当彻底，现代田野作业几乎驱散了芬兰民俗学原有的采风性质的浪漫主义影响。
随着以表演和语境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兴起，随着记录设备的更新迭代，也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和研究范式的转向，今天的学者已不再认可那种追寻原型，讨论历史发展的理论进路，文本研究走向了边缘，让位于对语境的持续关注。2013年9月，在纪念卡尔•科隆诞辰150周年之际，芬兰学者召开了学术会议，回顾芬兰民俗学的发展历程。“近来，学界开始讨论如何将以表演为导向的共时研究视角与历时方法相结合来研究文本历史。”对旧范式和方法的重估是学术史的重要部分，也是学术发展的路径，芬兰方法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孕育和发展的。“关于民俗历史发展和分布的诸多理论，趋向于省去数百年来民俗的无数次表演中生成的共时文本。对一位当代民俗学者来说，找寻谁是一个既定文本的‘创作者’或‘匿名诗人’，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不过，晚近的研究实践也注意到表演范式的局限性，倾向于统合共时性与历时性思维。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回顾民俗学研究方法演进时，以历史地理方法为基础的拓展从来没有间断过，只不过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新名称，在这一点上，从不同的维度来看待和评价芬兰方法的当代价值十分必要。
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地理方法应该被视为民俗研究的必经之路，芬兰学派也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孕育生成的。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在梳理比较方法的学术进程时，也肯定了这一点。他认为，“虽然芬兰方法是迄今为研究民俗同源关系的分布模式而发明的最精致和复杂的技术，但它不应该被确认为‘最理想的’比较方法。它是（或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比较方法。而且，它对那些急于分析民族的特性或独有特征的人类学家可能会大有助益。它是一种能够促成对真正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细节加以描述的方法。”在满足学术理念、核心人物、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前提下，一个学派就这样诞生并逐步发展。尽管科隆父子之后的芬兰民俗学失去了一统的局面，但是他的学生们在导师指定的研究领域中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稍有遗憾的是，如马尔蒂•哈维奥（Martti Haavio）、马蒂•库西等获得院士殊荣的重量学者的著述多用芬兰语出版，因而较少为国际学界了解。所幸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劳里•航柯、安娜-丽娜•西卡拉（Anna-leena Siikala）等新一辈民俗学家通过“民俗学者暑期学校”（Folklore Fellows’Summer School）等项目再次将芬兰推向世界民俗学的领军地位。经典理论是常读常新的，今天所谓的前沿理论、热门方法也是学术史不断积淀的结果，因而不断地回顾和反思依然有着诸多现实意义。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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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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