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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金是一位在中国口头文学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朝戈金在充满活力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为一名学者，继而走上了领导岗位。而这一切发生之时正值一个历史性时期，即当时中国正在重新融入世界格局并开始重新检视西方口头文学理论在中国口头传统研究领域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潜力。像其他几位同时代的杰出学者一样，朝戈金当年师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泰斗——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教授。钟教授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杰出的中国民俗学者，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中国现代民俗学植根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开启了深度的知识启蒙、反思和变革。那个时代标志着从当时仍处于发展阶段的西方民俗学领域引入民俗理论。时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民俗学研究的方向已经从以收集和研究文本（故事、歌谣、谚语以及物质文化事象等）为重心转向对民俗演述语境的多维度研究。在中国民俗学重新融入西方理论的这一时期，朝戈金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参与译介了以“演述”或“语境”的路径来研究口头文学和语词艺术的民俗理论。演述研究是对与朝戈金同时代的其他几位杰出民俗学者研究成果的补益，而朝戈金译介演述理论的关键载体则是他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这一研究在中国相对而言是个新领域。在朝戈金对蒙古史诗歌手坡·冉皮勒（P. Arimpil）的《江格尔》史诗演述研究中，他审慎地使用了帕里-洛德的口头创编理论，并用当代西方理论对其加以提升，从而开创了中国口头传统演述研究的新局面。确实，朝戈金的史诗研究和他的其他口头传统研究的显著特征，就是其所具有的全球性理论视野。朝戈金的研究工作反映出他对欧洲、美国和亚洲民俗研究的谙熟，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数次与外国同行一起参加工作坊及田野调查的经历，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与研究中亚史诗的学者卡尔·赖歇尔（Karl Reichl）的合作和与史诗研究者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的共事。这些至关重要的经历促进了联结全球学者的广阔网络的形成，而这些学者中很多人已经参加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举办的学术会议或其他活动。朝戈金是该研究所在整个21世纪早期的重要管理者。
在朝戈金的领导下，民族文学研究所已经成为史诗和口头文学世界性研究的前沿重镇。而这一时期在欧洲和美国，对民俗研究的制度性支持常常遭到非议。不论是落实对濒危口头传统的研究项目、建立覆盖全国的史诗研究田野基地、创建口头文学和其他相关研究的档案、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还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系主任的身份培养一批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年轻民俗学者，朝戈金的领导和管理对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发展乃至中国口头文学研究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朝戈金不仅是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和学者，还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会长和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同时还担任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民族文学研究》的主编以及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学术刊物 《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的编委。
朝戈金的贡献常常跨越了学科的界线，特别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和弘扬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在1949年之后才逐渐勾连成形的一门新兴学科，既包含了传统口头作品和传统的与口头相关的作品，也包含了少数民族作家所创作的现代文学作品。朝戈金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强调了诸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写作由何组成”“双语现象”和“在对多样性比以往更为认可的当今，中国文学史应如何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其中”等关键问题。朝戈金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推动，部分是通过撰文的方式实现的。与朝戈金在民族写作方面的兴趣相关联的是他对翻译的兴趣，他将迻译作为文化间交互和全球性交流的媒介。朝戈金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参与和引领得益于他的跨学科眼界和全球性视野，也与他对民间文化的兴趣相关。民族文学研究所和朝戈金门下的研究生开展的诸多区域性项目都与民间文化有关。在朝戈金的影响下，他的学生正开辟出一条口头文学、民俗学和民族文学的研究新路。
我将从几个关键学术领域来总结和讨论朝戈金在中国口头文学研究、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少数民族研究、译介领域和其他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一、口头文学和史诗研究
毫无疑问，朝戈金对中国口头文学研究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史诗研究领域。仅仅几十年之前，人们对体量宏大的中国史诗传统还知之甚少。1949年以来，研究者们搜集了来自55个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从字面上理解，史诗即“历史的诗歌”）。对史诗的分类常常根据其内容和地缘。包括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史诗在内的北方史诗在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列，且以描写英雄功绩伟业为特征。关于格萨尔王这位超自然英雄的史诗有藏文本、蒙文本和其他文字的版本。关于英雄玛纳斯的史诗也不仅在哈萨克族中传唱，还流传于中国西北部和中亚的其他民族之中。在中国西南部，许多少数民族史诗被记录下来，其中包括壮族、苗族、侗族、彝族、景颇族、拉祜族等。这些史诗往往关注的是创世和祖先迁徙的内容，有些也包括英雄的功绩和壮举。朝戈金的研究是将现代西方史诗研究引介到中国学界中来，并着重观照关于蒙古英雄江格尔的史诗吟诵传统，正如颇有造诣的史诗歌手冉皮勒所演述的那样。带着这样的研究目标，朝戈金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将世界史诗研究的历史和史诗理论的发展详尽地介绍给中国学者，此外他还撰写了数篇专门论述蒙古史诗的文字。
在他的代表性文章《朝向21世纪的中国史诗学》中，朝戈金系统阐释了西方史诗研究的发展历程：以古希腊语的“epos”一词为开端，再延绵到帕里-洛德理论，直至发展到今日。然后他仔细梳理了中国史诗理论的发展脉络，从19世纪晚期章太炎最早使用“史诗”一词开始，到五四时期包括胡适、郑振铎、周作人在内的一批学者的杰出贡献，再到1929年傅东华以中文迻译荷马史诗《奥德赛》，直至后来关于中国是否有史诗传统这一问题的论争——这场论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朝戈金认为中国史诗研究其实有两个传统，俄国和后来其他国家的学者对格萨尔史诗版本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帕拉斯（P.S. Palls）在1776年的研究。在述及蒙藏史诗研究成果时，朝戈金在文中罗列了诸位活跃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美学者，包括大卫·尼尔（Alexandra David-Neel）、石泰安（R.A. Stein）、施密特（I.J. Schmidt）、拉德洛夫（F.W. Randoplf）、海西希（Walter Heisseg）、卡尔·赖歇尔（Karl Reichl）、波塔宁（G.N. Poatnin）、科津（S.A. Kozin）、鲁德涅夫（A. Rudnev）、波佩（Nicholas Poppe）、涅克留多夫（S.J. Nekljudov）、兰司铁（G.J. Ramstedt）、鲍顿（C.R. Bawden）、查德威克（Nora K. Chadwick）、肖特（W.C. Schott），以及其他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学者。朝戈金在文中还提到《柏林科学院论文集》自1851年开始刊发关于蒙古史诗研究的论文，以及1716年北京木刻版《格萨尔》的德译本于1839年出版。这两个事件均具有分水岭意义。朝戈金认为如上几个世纪以来对蒙藏史诗的研究属于中国史诗研究的他观/他者叙事阶段。
接着，朝戈金在文中概述了他所认为的来自中国学界的中国史诗研究。他写道，早在1779年，名为松巴·益喜幻觉尔的青海高僧就谈论过有关《格萨尔》史诗的问题。格萨尔史诗在蒙藏两地均有流传。流传地域不同，不仅内容上差别很大，而且连史诗的名字在发音上也有区别。这就可以与20世纪50代在土家族、图瓦族、纳西族、普米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中发现手抄本和木刻本《格萨尔》史诗的史实相对应。朝戈金在文中特别提及任乃强先生。任先生于1929年考察西康藏区，第二年发表了两篇关于《格萨尔》史诗的文字，认为《格萨尔》史诗用诗歌的形式叙述，类似于在汉族群众中流行的、用半韵半散形式叙述的“弹词”和“宣卷”。
随着对流布于中国各少数民族中的史诗传统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政府部门于20世纪50年代年组织学者、学生和文化工作者对中国西南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史诗和口头传统进行了搜集。这次搜集得到了许多重要史诗文本。在经历了20世纪60到70年代的学术沉寂后，这些文本使得中国史诗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具规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史诗中的许多都已经过迻译，刊布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2002年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史诗研究”系列丛书之中，代表性成果有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研究，郎樱的《玛纳斯》研究，降边嘉措和杨恩洪的《格萨尔》研究。除上述对北方史诗传统的研究成果之外，对南方史诗传统的研究成果有刘亚虎的南方创世史诗研究等。朝戈金在文中写道，对史诗书面文本的持续关注应该延伸至对史诗口头演述的重视。他引述了自己对冉皮勒《江格尔》演述的研究，作为民族文学研究所正在推行的活态口头史诗研究的例证。他在文中总结道，中国史诗研究跨越了传统意义上英雄史诗的界限，将来自中国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囊括其中，同时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田野工作技巧，从这两方面来看，中国史诗研究丰富了世界史诗研究的图景。换言之，朝戈金已经在世界史诗研究领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使得中国学者在史诗研究方面的贡献无论在普泛意义还是特殊意义上均获得了世界史诗研究界的承认。
在文章后半部分，朝戈金阐述了口头演述研究的关键目标和所取得的成就，强调了与欧美各个学术机构和项目进行广泛合作和学术交流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些机构和项目包括芬兰民俗学暑校，哈佛大学，以及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这些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Oral Traditions Research Center）的落成。该中心是中国第一个关于口头传统的研究中心。同时，上述国际合作也为中国学界带来了欧美史诗研究界的主要思潮，譬如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演述理论等；欧美学者的某些著作先后被译介到中国，比如艾伯特·洛德（Albert B. Lord）、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卡尔·赖歇尔（Karl Reichl）、瓦尔特·海西希（Walther Heissig）、哈图·哈拉索维茨（Otto Harrassowitz）、尼库拉斯·波佩（Nicholas Poppe）、涅克留多夫（S.J. Nyekljudvo）等人的著述。1999年，民族文学研究所与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建立了正式合作关系，双方特别强调建设性合作，为今后的学术交流和互动铺平了道路。双方的合作包括在各自的学术阵地——《民族文学研究》和《口头传统》上刊发介绍对方口头传统的文章，从而让更多学者得以了解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此外，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少数民族口头演述传统的记录、数字化和建档方面也做出了诸多实绩，保护了濒危口头传统。自2003年以来，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内蒙古、青海、四川、广西、新疆建立了史诗研究田野调查基地。这项创新性举措使得在全国大范围内对活态史诗传统进行日常观察成为可能，为研究者提供了无可比拟的视角。另一项激动人心的举措主要针对的是年轻一代的口头传统研究者，这就是民族文学研究所自2006年以来开办的“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讲习班”。讲习班从全国各主要研究机构中招生，向其讲授民俗学前沿理论。创立设计精良的数字化平台看成极具前瞻性的举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 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 中国民族文学网”就是首屈一指的在线资源。
朝戈金在文中强调需不断推进在活态语境中观照口头演述，在史诗传承人所处的社会语境中对其加以研究，从田野经验中获取知识而非仅依赖于史诗文本。朝戈金例举了巴莫曲布嫫提出的田野调查中的“五个在场”，阐述了基于中国经验来搜集和分析活态口头传统的创造性过程。最后，朝戈金肯定了中国口头传统研究未来发展的潜力，特别提到改进后的田野工作方法将使中国学者在本土和国际学术语境中做出更大贡献。在另一篇相关文章《国际史诗学若干热点问题评析》中，朝戈金注意到史诗研究日益明显的跨学科特质和其藉由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传播学等理论而日渐丰富的学理武库。
朝戈金的杰作无疑是他对史诗歌手冉皮勒的研究。他运用帕里-洛德理论和更为晚近的演述理论来分析冉皮勒的史诗演述。这是由中国学者完成的首个运用如上理论来分析中国口头传统的主要研究。《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一书于2000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蒙古口头史诗活态演述的结构性元素进行了颇有价值的论述。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写定的书面文本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中心，而史诗活态演述与书面文本存在很大区别。该书的出版为传统的基于文本的研究方式提供了另一种多侧面的、改进了的替代模型。基于文本的研究方式在中国由来已久，在这种方式下，口头文学常常是被写下来的，而那些没被写下来的也要被记录、编辑、出版或存档，所附带的信息至多也只有搜集这个资料的大致地理范围，或许还有演述者和搜集者的名字。朝戈金的这项研究之所以不同凡响，就在于他关注史诗歌手冉皮勒，关注他作为史诗传播者的角色，关注他是如何在社区中被语境化的。此外，朝戈金的这项研究之所以至关重要，还在于他把来自西方学界的影响与来自中国学术视角的洞见相结合，一方面促进了口头文学研究的中国理路的形成——而这种理路提升了当下在中国口头文学的发展中出现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为世界口头文学研究提供了助力。
在21世纪头十年所写就的一系列文章中，朝戈金审慎细致地向中国学者译介西方史诗研究中的话语、概念和方法论，对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这些文章读来就如同史诗理论教科书中的各个章节，述介以历史年代顺序精心排列的关键词汇和概念。朝戈金个人与许多理论家的往来互动无疑为他的这些文章增添了有力的维度。譬如，在题为《口传史诗诗学的几个基本概念》的文章中，他介绍了“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演述理论（performance theory）”和“民族志诗学（ethno poetics）”等关键概念，并界定了一张理解这些理论所必须的关键词表，其中包括“史诗创编（epic composition）”“史诗集群（epic cycle）”“诗章（canto）”“歌与歌手（song and singer）”“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文本（text）”“语境（context）”“语域（register）”“口头性（orality）”“文本性（textuality）”“程式句法（formulaic diction）”“特性修饰语（epithet）”等词。在结论部分他重申道，须对西方理论有透彻了解，方可丰富中国史诗理论，并为中国史诗研究在本土切实发展、在国际史诗研究领域壮大影响而创造路径。我们十分有必要将这种对西方理论的译介放在历史语境中进行观照。八十年代后期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吸纳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事象与思想以建设现代化国家之时，而对西方文化的译介只是这一宏大政府构架中的一小部分。
在另一篇雄心勃勃的文章《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中，朝戈金直接将中国史诗研究置入以荷马为开端的历史编年框架中。作为中国当代的史诗歌手，冉皮勒不仅是史诗艺人的活生生的代表，还彰显了史诗研究在中国的潜力。朝戈金在文中呈现了一场19世纪西方学者之间关于“荷马问题”的论争。这场论争所引出的一个问题，由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和约翰·希斯（John Heath）在两人于1998年出版的合著《谁杀死饿了荷马：古典教育的消亡和希腊智慧的复苏》（Who Killed Homer: The Demise of Classical Educ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Greek Wisdom）中，用书名的方式提了出来。朝戈金的这篇文章用很大篇幅介绍了帕里-洛德理论的方方面面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演述理论在口头叙事研究中的兴起。文中的两张图表对口头史诗和书面史诗在描述性范畴中进行了比较，而这样的范畴模糊了口头史诗和书面史诗间严格的界线。第一张图表基于芬兰史诗学者劳里·航科（Lauri Honko）和美国学者约翰·迈尔斯·弗里所提出的观点，从创编（composition）、演述（performance）和接受（reception）的角度，比较了荷马史诗、格萨尔史诗和芬兰史诗《卡莱瓦拉》（Kalevala）这三个分别属于“口头文本和口传文本（oral text）”“源于口头的文本（oral-derived text）”和“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tradition-oriented text）”的史诗。文中的另一张图表所依据的是约翰·迈尔斯·弗里在其2002年出版的著作《如何阅读一首口头诗歌》（How to Read an Oral Poem）中提出的分类原则，图表包括“介质分类（media categories）”“创编方式（composition）”“演述方式（performance）”“接受方式（reception）”和“示例（example）”几个部分。图表中选取的比较对象有西藏纸页歌手（Tibetan paper-singer）、斯拉牧诗人（Slam Poetry poet）、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和涅戈什主教（Bishop Njegos）创作的塞尔维亚史诗。第二张图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朝戈金的研究工作对弗里的影响，也反映了国际理论界对中国史诗诗章的最高认可。在文末，朝戈金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活态口头史诗传统的现状不容乐观：中国飞快的现代化进程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加快了口头史诗传统的衰落，老一代歌手相继离世，年轻一代歌手难以寻觅。对《格萨（斯）尔》《江格尔》和《玛纳斯》这北方三大史诗来说，当下面临的处境就是“人亡歌息”。因此，亟需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保护现存的活态传统，比如以数字化形式保存资料，或以更大的努力来吸纳年轻史诗传承人。
朝戈金有数篇关于蒙古史诗和史诗研究的文章是以英语的形式出现在话语媒介中的，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刊发于《口头传统》上的两篇向全球学者介绍中国的蒙古史诗研究情况和中国史诗研究学科走势的文章。在他发布于民族文学研究所英文版主页的《蒙古史诗特异质：<江格尔>程式研究》（Mongolian Epic Identity: Formulaic Approach to Janggar Epic Singing）一文中，朝戈金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他在冉皮勒演述的《江格尔》史诗中所发现的程式结构，使得不通晓汉语的读者也能一睹他的研究成果并藉此大致了解蒙古史诗的修辞结构，而关于这一修辞结构，朝戈金在他的著作中有过详细阐述。他的论述基于冉皮勒演述的《江格尔》史诗的录音，这段演述是《江格尔》的一个诗章，长达652行，被称为“铁臂萨布尔之章（Hundu Gartai Sabar in Bulug）”。他还在文中提醒读者，蒙古史诗用头韵，诗行往往比较短小（常为四五个字），程式包含至少一整个诗行，不用跨句（enjambment，荷马史诗中多见），等等。通过对程式结构的分析，朝戈金发现在“铁臂萨布尔之章”中有着数量惊人的固定短语和特性形容词（epithet），它们被用来描述英雄、英雄的马匹、武器、场所等。在这一诗章中，单是特性形容词就占了26.5%（173行）。朝戈金对“如此小的一个样例能揭示蒙古史诗的哪些方面”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十分有趣。他认为一次演述其实是整个史诗演唱传统的交汇点，而且，考虑到上百部蒙古史诗和其无以计数的各种版本，通过一个较为限定的类型反而更易于接近繁复的传统。文中大量讨论主要集中在例举以英文和拉丁文转写的蒙古文这两种语言所呈现的特性形容词，与他著作中以蒙古文和汉语呈现的版本相呼应。他还通过史诗中对一个英雄首次出场时的描写来讨论程式创编的特征；提到在演述中范型和程式是如何被巧妙组织和处理的；述及演述者和观众对史诗演述的喜好表现在史诗歌手会往诗行中加入多少装饰性成分。最后，朝戈金写道，一次演述如何融合固定性和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歌手彼时彼刻的态度和感觉。虽然这篇英语论文主要论述的是特性形容词，但它仍然使得外国读者可以一瞥朝戈金在解读冉皮勒蒙古史诗演述上的贡献。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自21世纪伊始，对中国民俗学和口头演述研究影响最大的事件，恐怕就是中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参与了。联合国资助、支持那些旨在认可和保护全球文化遗产的项目。中国已深入参与到联合国非遗项目之中，并且全国范围内的很多地方社区已经有了自己的非遗项目，这些项目经由竞争激烈的遴选，获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承认和资助。这一过程，连同相关的媒体报道和地方振兴主义，都给研究者们带来了新状况和新挑战。朝戈金撰写过数篇关于非遗的文章，其中一篇名为《知识共享伙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民族志立场》。在该文中，朝戈金立足各主体间的知识共享，对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和理论提出了建议。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基于个人和社区的层面、在研究者和当地传统传承人之间建立起“伙伴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项目的目标之一就是赋权给当地，让他们来管理和保护自己的传统，因而研究者们应当尊重当地参与者、珍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例如，在演述文类中经常遇到的方言、姓名的使用、术语以及其他语言学领域的特征，都应该被承认、尊重、学习和研究。作为保存和研究过程的一部分，学者应承认当地人所掌握和传承的知识的博大精深之处，并用这种知识来描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地的生产过程。朝戈金在文中提到安徽传统的宣纸造纸工艺，其工序达130多道，因而与当地手工艺人和传统传承人密切协作、深入了解这一工艺，就成为该项非遗保护工作的关键。他还强调，对某一项传统的保护和研究经验也可以用在别处其他的相似传统上。就安徽传统宣纸造纸工艺的保护来说，中国东部省份和西部的贵州、西安、青海和云南等地的民间工艺也可以共享安徽经验。在与传统传承人接触时，彼此尊重和伙伴关系的建立十分重要。保护工作能否成功，就取决于这种关系。文章主要阐述研究者和学术机构之间变为“知识共享伙伴”这一理想目标。按照这一构想，来自各领域、各机构的专家学者应通力合作，从而使得知识和学术资源最大限度地作用于非遗保护项目。彼此间共享的知识包括与当地文化有关的数据、方法和分析。朝戈金在文中写道，虽然学者们有自己的计划安排，但共享知识可以使大家都从中获益。考虑到许多学者和研究单位都有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闭门造车的倾向，朝戈金的建议就如同一位明智的顾问给出的忠告，旨在提升普适性研究方法的效率，而这种研究方法在许多学科领域都具有价值。
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朝戈金写过一系列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简明扼要的文字。这些文字可以说与他的另一篇文章相关，即《钟敬文“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的再认识》。这篇文章发表于2012年，论述了在中国民族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语境下，钟敬文对少数民族民俗研究的若干看法。
文章表述了这样的基本观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人口占多数的汉族，其文化传统被载入文字记录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而其他55个少数民族中，即使是最小的那个民族，也应该得到尊重并享有与汉人社会平等的地位。虽然朝戈金承认这样的愿景并未完全实现，但他推进了钟敬文“多国的一国民俗学”思想。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朝戈金指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未来的发展领域，包括对民族志研究的借用；可借助非遗项目搜集和保护少数民族民俗，其中包括口头文学和与口头相关的文学。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概念、对象和范围》中，朝戈金客观阐述了1979年以来民族文学研究这一新领域的发展状况并大力支持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文中还述及20世纪60年代苗、白、纳西和藏族文学史的出版这一标志性事件。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史着眼于口头的和传统的书面文本以及前现代或当代的少数民族作者，是最早的一批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
在《中国双语文学：现状与前景的理论思考》一文中，朝戈金探讨了语言媒介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运用，指明双语写作通常指的是一个作家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创作——在中国，通常情况是以本民族语言和汉语进行创作。但他继而指出，中国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不仅不以其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而且很可能并不会讲自己的民族语。事实上，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就属于这种情况。虽然一些作家或许并不能熟练操持自己的民族语，但其身处民族文化语境中的经历给了他们有别于来自其他少数民族的作家的视角，因此这些作家还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写作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此外，在提到具有双语能力的作家的数量有所增长的同时，朝戈金也指出其他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写作的发展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势不可当的现代文化的同化作用，已经从生活方式和艺术审美两方面影响了作者和读者双方；标准汉语的大面积使用，而汉语是在中国进行交流的有效媒介；读者对母语写作的接受。针对最后一个因素，朝戈金举了景颇族作家岳丁的例子。岳丁以景颇语发表了一首诗歌，但读者对这首作品兴味索然，直到岳丁重新发表了这首诗的汉译版，才引起大家的兴趣和关注。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中国母语写作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经常要面对的问题。朝戈金在文中列出了一张表格，从“文化水平”“语言流利程度”和“文本在其社区及社区以外的接受度”三个维度来阐述少数民族作家的地位。在强调双语的重要性的同时，他也指出语言的使用就如同文化一样，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文化和语言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和多维度的。中国少数民族写作正是处于这样的动态系统之中，并且将会继续被有着不同背景的少数民族作家用不同语域书写下去。
四、翻译研究
翻译领域是朝戈金为增进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学者之间的了解而做出贡献的又一阵地。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学术成果问世，但其中能有机会被迻译为外语的，数量很少。汉语是中国学界使用的主要语言，对学者们来说，自己用外语写作或找人翻译自己的著作就显得很有必要。在过去几十年中，汉语流利到可以应对中文著述的外国人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毕竟人数有限。因此，翻译就成为学者和国际层面互动的重要一环。朝戈金时常在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上发表英语论文，并已发表了数篇英语文章。同时，他也将一些英语写成的研究成果迻译为汉语，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从1985年出版的约翰·迈尔斯·弗里的《口头程式理论和研究》（Oral Formulaic Theory and Research）一书中选取翻译的一章。他另一更为重要的译作是翻译了弗里的《口头程式理论：历史与方法》（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 History and Methodology）。2011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民间和通俗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Chinese Folk and Popular Literature）中收录了两篇由朝戈金和笔者合作翻译的英译蒙古史诗。一篇译文的史诗选段所依据的是汉语本《格萨尔汗》，而《格萨尔汗》是由已故史诗歌手帕吉演述的蒙古文版格萨尔王史诗。选段所写的是著名的格萨尔汗大战十二头怪的故事。另一篇译文所选的是《江格尔》史诗的介绍性诗章，描写了江格尔的宏伟宫殿和对英雄伙伴们的盛情招待。两篇译文刊发在《选集》的“史诗传统”这一版块，该版块还刊登了中国西北部达斡尔族的一首包含英雄史诗母题的长歌以及彝、瑶、苗族文学的选段。该版块突出了中国口头文学中的史诗，可谓具有突破性意义。
作为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除了译介民俗学文本、文章外，还大力推进了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在线双语资源建设。民族文学研究所的主页不仅呈现了很多中文和英文的资料，还提供了指向其他研究资源的链接。该所网站主页上写道，该网站的部分使命就是“收集、记录、转写、翻译、数字化和出版口头文本和书面成果”。网站提供的资源涵盖少数民族口头的和与口头有关的传统，还提供了指向《民族文学研究》的链接（该刊物在2001年还创建了光盘版）、对当下重要学术成果的简要介绍以及英语文章或被翻译成英语的文章。朝戈金和约翰·迈尔斯·弗里两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搭建的学术联系使得《口头传统》这一刊物和民族文学研究所之间有着特别的关系，该刊物上许多文章的中译版都能在其网站上找到。这一颇有创见的举措彰显了中外学界在通力合作、跨越语言藩篱、促进学术沟通方面所具有的潜力。民族文学研究所网站上还有一则链接指向朝戈金的英语论文《蒙古口头史诗诗歌概述》（Mongolian Oral Epic Poetry: An Overview），该文1997年发表于《口头传统》。
朝戈金研究工作中的国际向度得益于他与诸多外国学者的互动。20世纪90年代，朝戈金与卡尔·赖歇尔一同从事田野调查、研究柯尔克孜史诗，深受赖歇尔的口头史诗研究方法的影响。在朝戈金与外国学者的互动交流中最有影响力和成果的，或许就是他与已故的约翰·迈尔斯·弗里教授在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建立起的特殊联系。两人于1999年正式建立起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关系，并合作进行了多个数字化项目（包括上文提及的在各自网站上开展的工作）；同时民文所和口传中心之间还有交换项目，即民文所的学生赴口传中心学习一段时间。朝戈金将弗里的思想、文章和主要著作译介给广大的中国民俗学者和民族文学专家；而弗里则通过在《口头传统》上刊发经过翻译的文章，为中国口头文学和少数民族史诗传统赢得更广泛的国际关注。两人之间也有着深厚的友谊，朝戈金就是弗里家非常受欢迎的客人。2012年弗里逝世，为了纪念他，朝戈金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追述了他们密切的学术联系和深厚的私人友谊。两人的往来在国际中国口头文学研究史上堪称最有意义的关系之一。
结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戈金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史诗研究领域做着建设和推动工作。一方面，他所做的努力为中国学者在民俗研究、口头演述研究、文化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相关领域带来了新理论和新方法。另一方面，他也使得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和口头文学研究赢得了国际学界的瞩目、在口头史诗研究界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的蒙古史诗研究为既有的史诗理论注入了新的洞见，为以史诗歌手冉皮勒在《江格尔》史诗中的口头创编技巧为形式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他还译介了西方史诗领域的重要著作，就中国少数民族口头和书面文学的地位和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关话题撰写了一些列文字。作为领导者，朝戈金在他所管理的机构中拥有最高位置。在这些机构中，他建立了人力资源和制度性资源的极富成效的世界性网络，譬如项目合作、文化交流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作为导师，朝戈金极有远见地培养了一批具有学术热情的年轻学者，他们接受学术训练以便在未来应对民族志研究和保护中所遇到的挑战。质言之，朝戈金堪称典范的21世纪早期的学者和领导。
（本文原刊于高荷红、罗丹阳主编的《哲勒之思——口头诗学的本土化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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