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学派掌门人：卡尔•科隆
卡尔•科隆在尤利乌斯•科隆去世后继承了父亲的学术志向，并有所深化和开拓，最终成为创建学派的掌门人。1863年，卡尔•科隆出生在赫尔辛基，1933年在萨马蒂去世。早年间，卡尔在学校教授语言课程。父亲去世后，他成为赫尔辛基大学芬兰语和比较民俗学专业的助教，1889—1891年任芬兰语言文学系代理教授，1898—1908年任比较民俗学系的候补教授，1908—1928年转为普通教授，成为第一位民俗学教授。卡尔•科隆与父亲有着同样的民族热情和文学爱好，以笔名Wäinö发表诗歌，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种学术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学术兼职，一是从1917年到1933年担任芬兰文学会（SKS）的主席，二是在1907年联合丹麦学者阿克塞尔•奥里克（Axel Olrik）和德国学者约翰内斯•博尔特（Johannes Bolte）等创建了世界闻名的民俗学者组织（Folklore Fellows），并从1910年起主编出版“民俗学者交流书系”（FF Communications）。该学术团体一直延续至今，对国际民俗学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科隆父子相继在高校任职达六十余年，奠定了芬兰文学与民俗学的研究基础，也培养了许多芬兰学派的继承人。从尤利乌斯•科隆到卡尔•科隆，标志着以《卡勒瓦拉》为中心的芬兰民俗学，从早期的文学-历史取向转变为独立的民俗学研究范式。卡尔•科隆一方面在替父亲完成未竟的事业，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的思想融入其中，在他修订和补充的尤利乌斯•科隆的著作中，有不少内容来自他自己的研究成果。科隆父子的思想一脉相承，研究方式有着诸多相似和相通之处，只不过父亲开始主要关注的是《卡勒瓦拉》，儿子则从史诗转向了民间故事及其他民间叙事文类。
卡尔•科隆能最终成长为学派领袖，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他从1881年18岁时就开始投身民俗搜集工作，最早的目的地自然也是卡累利阿地区。不过，聪明的卡尔•科隆很快就发现这里的鲁诺歌似乎已经被搜集得差不多了，所以他将更多精力放在其他文类上，特别是民间故事。这次重要转变虽然是个人的选择，却对芬兰民俗学乃至世界民俗学意义重大。当卡尔•科隆在晚年回忆最初的田野调查时，他坚定地认为，这场青年时期的旅行对他的民俗学生涯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1882年，卡尔•科隆去芬兰东南部地区搜集了五百多则民间故事。此后也一直坚持田野调查采录文本。在父亲去世后，他集中精力潜心整理父亲的著作。同时，把搜集的民间故事材料留给他最器重的一位学生——安蒂•阿尔奈（Antti Aarne）。这就是学术的传承，也是学派形成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有人说，阿尔奈资质平平，如果不是在卡尔•科隆的指导下从事故事类型学研究并完善了分类法，那么他的贡献可能不会有那么大，或者至少不会有那么大的国际影响力。从现在的角度看，故事分类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的确是需要花费相当多时间坐冷板凳的，没有捷径可走，但是他依靠笨办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卡尔•科隆自己则沿着父亲的思路，沉浸在《卡勒瓦拉》素材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中，并且有意识地推动此问题结论的转向，这一点与1917年芬兰独立的社会背景有关。原有的中世纪起源的看法不再被认可，取而代之的是史诗素材源自更古老的铁器时代，在从西到东，从南到北的民族迁徙过程中融入了不同文化的内容。《卡勒瓦拉》作为古代芬兰民族的歌拥有更多历史真实的成分。不过，就这种比较方法来说，早在当时就面对着众多批评的声音，比如和卡尔•科隆同时代的瑞典学者冯•赛多（CarlWilhelm von Sydow）认为，将民俗材料从环境中剥离出来，从传承人、社区中剥离出来，只是单纯的解释文本的流动，是非常机械化的。因为这种画出的路线，并不完全靠谱，只是大致意义上的，因为人们根本无法观察到诗歌如何一步步流变，这是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所导致的。其实，卡尔•科隆也发现了在原有自西向东、由南向北的路线之外，存在着反向流动的痕迹。他并不太相信所谓的原初形式，只是希望通过比较异文，建立起一套考察具体文本分布规律的操作指南（工作方法）。比较方法在民俗学史上居于重要位置，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和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的民俗学专业的全名就叫作“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和比较民俗学”。
卡尔•科隆坚持长期田野调查带动了19世纪80年代芬兰民俗学搜集整理民俗资料的第二次浪潮，极大地扩充了芬兰民俗档案，上一次是伦洛特率领的民族史诗搜集工作。据统计，卡尔一共搜集了18000项民俗材料，远远超过其他人，而且其中一半是民间故事，几乎占到芬兰文学会那时民间故事总量的四分之一。在记录方法上，他使用了与伦洛特类似的速记法，尽量保持搜集材料的原貌。在卡尔•科隆和同事们的努力下，芬兰文学会积累的民间故事数量从1877年的1200则增长到了1900年的23000则。这样庞大的资料库也为赫尔辛基大学民俗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论文选题，卡尔•科隆的许多弟子都以此为来源做博士论文，并且同样继承了老师的调查方法和比较视野，反过来继续完善资料库建设。一个学派就在这样的实践中不断壮大。
从现有资料来看，卡尔•科隆大约指导了21位学生，他们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涉及芬兰民俗的各个文类，也为卡尔•科隆扩大了研究（比较）视域。这21篇论文中，12篇研究诗歌传统，9篇研究其他民俗文类。
四、学派继承人：安蒂•阿尔奈
在卡尔•科隆的众多弟子中不乏日后成名的民俗学大家，但就坚定地继承历史地理方法，并为其产生国际影响助力最大的当属安蒂•阿尔奈。1867年，阿尔奈生于芬兰波里，1925年去世。他出生在一个铁匠家庭，父母去世很早，家境贫苦，但勤奋好学。1889年，他先考入波里学院，然后升入赫尔辛基大学，1907年获得博士学位，1911年开始在赫尔辛基大学芬兰语和比较民俗学专业任教，1922年起担任候补教授。
阿尔奈初期以导师搜集的民间故事资料展开研究，而后申请到奖学金去莫斯科搜集博士论文材料。面对浩如烟海的故事文本，他觉得归纳整理的工作变得异常艰难，便产生了建立统一的欧洲民俗档案的想法，以最常见的民俗为类型将极大方便各国学者进行比较研究。这项工作从起步阶段就带有国际性，意义重大又繁琐复杂，想理出头绪并非易事。在阿尔奈之前已有一些学者意识到民间故事的类型化特征，并着手推进分类工作。“不同分类方法的分类依据也各不相同。不同的分类体系相对独立，相互之间的关联不甚紧密，也尚未出现某一分类体系为大部分学者所公认的情形。”包括卡尔•科隆本人在内也曾做出尝试，这些经验都成为阿尔奈故事类型索引的重要基础，也塑造了芬兰民俗学重视档案工作的传统，至今如此。
1910年，阿尔奈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在“民俗学者交流书系”中出版。他将民间故事划分为动物故事、普通民间故事（神奇故事、宗教故事、爱情故事、笨魔故事）、趣闻三大类，并预留了数百个类型编码以便补充。汤普森在1927年将该书翻译成英文并做了扩充，1961年再次进行增订，添加了程式故事和未分类的故事，总数达到2499个类型。不过，这种类型划分的方式在当时也遭到了一些批评。实际上，我们不应忘记阿尔奈最初的语料只是当时搜集到的芬兰民间故事及后面补充的一些欧洲故事，客观地说，并不全面也不系统，况且分类的目的仅在于方便研究工作。在一百年前的观念里，民间叙事文类的边界并不是十分清晰，而阿尔奈看似机械的做法则来自“芬兰方法”。
当下各种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已成为学者必备的工具书。从阿尔奈到汤普森再到汉斯-约尔格•乌特（Hans-Jörg Uther）扩充的皇皇三卷本国际民间故事类型，语料来源更加丰富，分类标准更加细致科学。同时，许多学者也编辑整理了以本国语料为主的故事类型索引书，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方面，有丁乃通、艾伯华、金荣华、祁连休、顾希佳等人出版的涉及古代和现代民间故事类型的数种。尽管阿尔奈预留了不少空白的位置给新增加的类型填补，但他也意识到民间故事的文本世界太过庞大了，至少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民间故事的分类永远不能够被完全掌握，类型编码将永远没有最后一个。当然，阿尔奈的学术贡献不仅在故事类型索引方面，只是这项工作的光芒掩盖了其他内容。的确，如果这项基础性工作阿尔奈不去做的话，未来肯定也会有学者肩负起重任，因为它是民俗研究不能忽略的关键一步，也是科隆父子创立的历史地理方法的最优实践路径。总之，芬兰民俗学之所以在20世纪之初就奠定了国际民俗学大本营的重要地位，除了科隆父子卓越的个人成就外，离不开众多弟子在各个民俗学领域的大力推动。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