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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非遗遇到的难题——商业化
地方上的遗产实践者像企业经营者一样行事，使用广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和语言，努力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为有文化特色的产品和服务确立价格。他们不仅将这些文化资产视为“资本积累的新基础”，也将其看成是有力的为地方赋权、增强韧性的工具。有学者指出，这种商业化与确立文化身份并不一定是矛盾的，事实上还会为地方经营者带来能动性与自我认同的建构，这些会激发文化生产者的自豪感而不会造成分化。
在实践中，“遗产经营者”会采用多种权宜之计，有多样的、混合的评估模式，因此缓解了作为群体认同化身的遗产与遗产的可转让性之间的矛盾。例如，这种紧张关系在一个墨西哥银矿合作社中得到了解决。在这个合作社中，“将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财产传给未来合作社成员的传统……让当地的参与者即便在将白银提取出来用于商品交易时，仍可以坚称白银是不可转让的”。地方上参与非遗领域工作的行动者以相似的方式，基于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主观理解与每种状况的特殊需求，非常务实地运用《公约》。他们有创意地理解遗产和市场存在的交集，有时有策略地使用几个组织机构和法律来强化自身实践的合法性，即便这些组织和法律基于完全不同的逻辑。
2017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那不勒斯披萨手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它展示了地方上的遗产经营者如何有效地运用不同的遗产保护体制。在为了说服意大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支持这一提名而发起的请愿网站上，列入这一名录被表述为保护意大利产品免遭不合理使用的一条途径，清晰表达了这一努力的经济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将保护披萨以及相关产业免受‘假冒意大利产品’现象的侵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那不勒斯披萨的认可是一次保护‘意大利制造’品牌机会”。
在一次有关这次申请的访谈中，这一项提名和请愿的主要推动者(意大利前农业部部长、环境部部长)解释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攸关国家品牌的推广。他说，正是为了避免对这一手艺的不合理使用，他此前才接洽世界贸易组织，申请将“那不勒斯披萨”这一名称在“欧盟传统专门加工工艺标识”的法律框架下进行保护。那不勒斯披萨手艺事实上也受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就像许多和其他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类名录的非遗实践有关的产品一样。
迪肯曾经对上述烹饪手艺得到遗产和知识产权法双重保护的例子进行了分析，她强调两种体制基于不同的假定，有不同的法律效果。她解释道，这种差异与保护对象的表现形式和保护的方法有关。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目标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文化过程，通过名录体系等提高人们意识的工具确保它们的动态发展和传承。另一方面，“欧盟传统专门加工工艺标识”制度致力于保护的是非遗相关产品的名称，而不是一个特定社会文化群体里产生的知识与技能。然而在实践中，“欧盟传统专门加工工艺标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都被用作品牌推广的工具，以增加机构(分别指欧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赋予的合法性。地方上的行动者介绍非遗实践及其产品的名称并对其作出描述时，往往会强调它们的悠久历史和地理渊源，这就赋予了它们真实性的光环，从而强化了它们的商业潜力。
在地方上，不同的法律体系、机构、思维框架可以并存、相互补充，地方上行动者有策略地加以利用以服务于地方上的目标。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瓦努阿图沙画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它展示了瓦努阿图对财产和转让的本土化理解如何缓解了遗产和市场的两极化。这样，“原本被认为是大相径庭的领域产生了联系”，遗产成为“交换的媒介而非有边界的物体，是一种有助于建立关系的工具而不是所有权的终点”。
与地方上的遗产从业者相反，由于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官方机构确定遗产定义、保护目的、主导政策原则，确立“全世界适用的规则”，其内部的遗产行动者就难以自由自在地运用《公约》了。由于被期待做出有依据的、客观的评估，从而被用于某些政治决定，他们也要处理同样的问题，却持有不同的立场。他们的评估需要与他们介入的法律政策体系保持一致。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职责是，从《公约》的角度、秉持《公约》的原则和精神来思考问题。
下面将要分析的主题是这些处于管理规范位置的遗产行动者。尽管他们也会介入到非正式的场合中，比如公开辩论或能力建设工作坊，他们作为规范者往往在更加官方的场合中发挥作用。在缔约国大会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等《公约》的管理机构中尤其如此。缔约国大会掌管着《公约》管理的职责，而政府间委员会则规定着软规则，这些软规则主导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范性表达。这个委员会由外交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政府专家组成，负责将各成员国提名的非遗项目列入世界名录。他们对非遗项目的审议以“评审机构”的推荐结果为基础，而这些评审机构由活跃在非遗领域的民间社会组织代表和在政府下辖的遗产机构工作的个人组成。
对于在评审机构或政府间委员会国家代表团服务的管理者来说，将某一非遗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被视为非常微妙的责任，因为它确立了一项先例与范例，由此在实践中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像2010年在内罗毕举行的一次委员会会议上一位阿尔巴尼亚的代表指出的那样，这一责任如果涉及到经济议题则会更加敏感。这位代表强调“将公约削弱为接纳各种形式的商业化和民俗化、模糊不清的工具”将会削弱《公约》未来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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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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