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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科未来的挑战与危机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民俗学学科的发展，看起来似乎在波折中前进，呈逐渐繁盛之势，但作为一个有远见的专业学者，首要的一点就是能把握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随时准备迎接挑战。多尔逊即如此。在他看来，当时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背后，仍反映出了民俗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未来可能存在的困境。
第一，问题仍集中在高校学科建设。从上文我们不难发现，经费对于当时民俗学学科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在以后仍将是学科前进与否的关键。多尔逊以印大为例，“我们仍需要长期地坚持和不屈不挠的努力：基金会、中央政府、太空委员会、课程委员会、大学出版社、图书馆职员、办公室主任、地区分校的员工、夜校的办公室、会议局、住房部等等”。（Dorson，1973：192-193）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科在高校中的地位。虽然多尔逊也努力为印大的民俗学建设争取到了很多经费和奖学金，但事实上，大的环境背景并不容乐观，此时正是一个大学收缩、预算削减、教员分割、项目减少的时代，民俗学学科的发展面临严峻的形势。“每年申请民俗学的人数在上升，但是分到的奖学金数量却在减少，以致于到1974年，我们非但没有一分钱的奖金，还有每年900美元的赤字”。（Dorson，1973：193）印大作为美国民俗学重要、权威的基地，都表现出举步维艰的尴尬，其他设立民俗学学位的高校更是惨淡。很多学校民俗项目被取消，但由于美国高校的刚性制度，这些在读的硕士、博士又不能转到别的地方继续完成学业，只好被晾了起来。
第二，学生的就业问题。民俗学的繁荣，的确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可问题是，就业市场并不景气，也没有提供更多可供民俗学专业的学生选择的职位。从1957年开始，这些学生就面临这样的处境：民俗学专业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民俗学这门学科，或者会问“这些博士将来会干什么”？多尔逊列举了学生毕业后进入的各个高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堪萨斯大学、尤他大学等等，甚至还以阿兰邓迪斯为例——他在33岁便成为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全职教授。但事实上，从多尔逊所列举的种种“好去处”来看，民俗学的就业面临一个困境，即自产自销。“学生才会去阅读他们的高年级写的民俗学书籍，会讨论问题，写新书，反过来，再去教下一代”。（Dorson，1973：194-195）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循环，一旦高校不能提供更多的职位给大量的毕业生时，民俗学专业毕业生何去何从？这直接导致了很多高校的民俗学专业的衰败，也是引发后来美国公共民俗学兴起的原因之一。
四、尾声
将一门学科的发展，与一个人的作为结合起来，实际上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合理的，但这并不是否认个人对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多尔逊之于美国民俗学，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美国民俗学，或者也可以说世界民俗学。学生戏称其为“民俗先生”（Mr.Folklore），多尔逊自己也经常说，“我是民俗”（Iamfolklore）、“学生的灵感”（aninspirationtomystudents）。即便在住院期间，多尔逊也没有错过一节课，经常是在医院的床边听学生汇报，把病房变成了教室。（DéghLinda，1983：116）虽然针对多尔逊的学术观点引起了很多争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学科发展史上给予多尔逊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03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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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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