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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民俗学学者丹·本-阿默思教授（Dan Ben-Amos）于当地时间2023年3月26日去世。他对民俗概念的界定，影响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俗学范式。
2023年3月26日，美国著名民俗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教授在费城逝世。宾大网站上说，今年已89岁的丹，一直到3月初还在上着两门犹太民俗的课。
在美国民俗学会网站上，玛丽·哈弗德（Mary Hufford）说：“丹89岁了，依然坚守他永不退休的誓言……擎举‘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民俗学之火直到最后一刻’。”个中深意，也许只有宾大民俗学的师生们，特别是2004年民俗学项目停止招生时，我们这批已入学、然后陆续毕业的学生才能深切体会。在2007年哈弗德老师被迫离开之后，丹的最后岁月，竟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壮，以一己之力，为宾大民俗学燃尽了生命之火。
1962年，由于罗杰·亚伯拉罕斯（Roger Abrahams）向英语系提交的博士论文引发争议，麦克爱德华·利奇（MacEdward Leach）和另一位英文系教授从英语系独立出来，建立宾大民俗学博士项目。1967年，从印第安纳大学博士毕业一年的丹成为第一位受聘民俗学教席的年轻教师，宾大民俗学由此不仅成为比肩印大的重镇，更是全美常春藤盟校中唯一的民俗学博士项目。没想到，2002年罗杰荣休后不久，招生停止。今天，在罗杰和丹两位先生仙逝之后，民俗学在宾大竟成为绝响。
丹是最亲爱的先生
我在宾大读书七年，丹是最亲爱的先生。
入学伊始，第一位欢迎我的就是丹，民俗学系主任。当我忐忑不安地站在会议室角落中等待开学典礼时，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魁梧的长者微笑着走过来打招呼：“我是丹。你是牧吧？”见我点头，他马上说“欢迎，我们正在等你！”一下子打消了我紧张的情绪。2001年的秋季学期，宾大民俗学开启了它最后的一段辉煌。新学期不仅有5位博士新生入学（我是唯一的外国人），还有两位新老师入职，玛丽·哈弗德和丁兆然（Jay Dautcher），全系都洋溢着一种宾大民俗学复兴的喜悦。丹特别高兴地告诉我，丁兆然是系里第一位研究中国的老师，将成为我的导师；而玛丽则负责成立不久的民俗学与民族志中心。就这样，我的博士生活在丹的特别关照、热情鼓励与细致安排中开始了。
留学生活是艰辛的。刚开始英语水平不够，我上课常常不能完全听懂老师和同学的讨论。丹是出生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英语有口音，虽然说话幽默风趣，常常引用俗语格言，但语速比较慢，所以他的课我听得最明白，也是从他的课开始逐渐适应研究生讨论课（seminar）。丹的课总是非常受欢迎，小小的教室挤满了人，不仅有外系的学生，而且有从纽约、波士顿等地赶来旁听的。听众身份更是国际性的，除了来自中国的，还有来自日本、韩国、乌克兰、肯尼亚、印度等国的，讨论起来往往会涉及各国的传统，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研讨。
丹是非常严谨、认真的学者。每门课他发给学生的教学大纲都是厚厚的一大本。我修了他的几门经典课程，散文叙事、民俗学史、神话学和谚语研究，阅读与参考文献都经历了几十年的积累淘选，力求穷尽所有的重要资料。那个年代还没有u盘，第一次上民俗学史课，丹说：“你们总是说我跟不上技术发展，现在我也更新换代了。”然后就递给每人一个拷满课程文献的3.5英寸的软盘！这门课是民俗学的学科通史又是国别史，对世界上很多有民俗学研究传统的国家都进行了深入讨论，包括中国和日本。当时修课的同学中正好有一位日本同学，为了让我们都受到完整训练，丹还专门提出，我俩的课程发表不能主讲本国，可以互换。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基础，我回国后才有底气在北师大开设外国民俗学史的课程。
宾大博士学位要求修20门课，我因为在国内已有硕士学位，按学校规定可以转学分，最多可以少修8门课。当我去找丹商量时，他首先问我毕业后的打算。得知我准备毕业回国教书时，他说那你要最充分地利用宾大的资源。他仔细看了我已选的课程和系里的课程设置，最终同意我少修3门课，但后来还安排我承担了三门不同的本科课程助教。对我唯一网开一面的是学位外语。按系里规定，学生要通过除英语以外的一门外语和一门田野语言的考试，我通过日语考试后，去找丹。他意识到我的田野语言是汉语方言，系里没法测试。他问我，中国研究方面，除了英语、日语，还有哪种语言重要？我回答说法语。丹就以他一贯的幽默口吻说：“现在可以放你一马，但我们有个约定，等你毕业后，你要开始学习法语，我们再见面的时候说法语！”惭愧的是，这个约定至今我也没能履行，这也是我唯一没有完成的任务。虽然认真完成丹的任务压力很大，我也因此比其他系同样有国内硕士的同学多修了整整一年的课程，但正是这些看似严苛的要求使我受益匪浅。对于学生，丹的严格是为了倾囊相授。他多次说起我修课的三年中系里的学术资源还很丰富，学术活动非常多，几乎每周五都会邀请校外学者专题讲座，希望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学术训练。确实，宾大的七年为我以后的教学科研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也使我始终把丹视野开阔、精益求精的精神作为榜样，不敢有所懈怠。
我们终将胜利
虽然学术上严格要求，但是丹在其他方面对我格外照顾。他自己年轻时代从母国去美国求学的经历，使他对留学生活的困难体察很深。我的英语有口音，一学期后他专门从系里批了500美元，给我请了一个家教，一对一地纠正发音。听出我上课发言进步了，他微笑着说：“你的英文比我的好！”留学最重要的奖学金问题，他给了我全力支持。七年中我有六年获得了宾大文理学院的全奖，都是不用附加过多工作的资助，帮助我能够专心学习，尽快完成学业。记得第一次申请田野作业奖学金时并未获批，他又亲自去文理学院帮我力争。当时我因为修完课程已搬离费城，丹不仅邮件通知我，转寄奖学金的学校通知时还亲手写了一封信寄给我，告诉我奖学金的好消息，预祝我田野一切顺利。博士资格考试通过和毕业答辩之后，他还专门在学校的饭馆请我吃饭，为我举杯庆祝。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点点滴滴如今依然历历在目。丹如父亲般地呵护我，让我这个来自异国的学子，在宾大获得家庭般的温暖与支持。
毕业以后，我和丹一直保持邮件往来。一直到最近，每封邮件他总是非常迅速地回复。我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儿子出生时，他还为孩子送上了希伯来语的祝福。我们也继续探讨学术问题，他给我发来国内难找的资料、他新写的文章，并常常叮嘱我一定要留心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要我续写他学术史课上的中国部分，承担起向英语学界介绍中国学术的责任。丹对中国文化一直有很深的兴趣，常常谈及希望来中国看看。2013年以后，我曾几次邀请他访华，资金和详细的讲学计划都准备好了，但都没有成行。原因很简单，丹无法放下他手头的工作。那一段时间他致力于《犹太民间故事》第四卷的编订。这是他继承他的以色列老师多夫·诺伊（DovNoy）的遗愿，投入全部精力的工作。以丹一贯的严谨风格，这套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需要完成详细的民俗学分析与阐释。他回复我邮件的时间往往是凌晨三四点钟，因为他半夜就起床开始工作了。丹访华的事情因此暂时搁置下来，后来我又去英国访学，回来不久又开始了疫情。丹的心愿最终也没能实现，这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毕业以后，我最后一次见到丹是在2009年美国民俗学的年会上。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聊起宾大民俗学的状况，他谈到我师妹师弟的毕业，谈到他正在勉力设置的民俗学辅修学位，言辞间既悲凉又充满着坚韧。
2020年春美国新冠疫情紧张时我问候丹，他还是一贯的乐观：“就像60年代我们所唱的，‘我们终将胜利’(We shall overcome)。”著名美国民歌手皮特·西格（Pete Seeger）的歌“我们终将胜利”不仅是60年代民权运动的标志与象征，为马丁·路德·金这样的民权人士所传扬，更是罗杰和丹这一代在美国民歌复兴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民俗学者的精神故乡。丹和同代学者从上世纪60年代引领的学科变革不仅改变了美国学界，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界。他们使曾经面对故纸堆的民俗学变成了现代学科中接地气、敢担当、有温度的门类，更使我这样的后学终于通过民俗学触摸到学术研究与社会生活真切的连接之处。宾大民俗学的消失固然令人唏嘘，但在其博士项目延续的40多年中，至少有近300位博士毕业，他们已成为走向全美乃至世界各地民俗学的星星之火。
我们终将胜利。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2023-04-22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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