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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因为多尔逊提出了“伪民俗”，便认为他是反对“公共民俗学”（the public folklore）的，“为与法西斯和共产主义国家划清界限，多尔逊完全反对‘纯学术’之外与民俗有关的任何活动，并把对民俗的应用称作‘伪俗’（fakelore），如当时流行的民歌复兴、民俗节日等等”。（彭牧，2005：91）多尔逊在1961年写给议员的申诉信中，的确提到了利用民俗进行政治宣传，但却是针对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民俗的利用。他认为其对民俗的利用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其一，把民俗和社会生活的任务紧密相连，以控制和引导人民的思想；其二，重写传统的故事和歌曲，以进行政治宣传；其三，利用民俗研究，提高马列主义思想的地位，扩大影响力；其四，利用民俗灌输反西方的思想。（Dorson，1962：161-162）而美国对民俗的利用却并不如苏联。多尔逊分析了美国需要专业的民俗学者的原因，第一，美国的民俗学研究被业余者、演艺人员和骗子所充斥，到处都是“伪民俗”。美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受过专业训练的民俗学家，而印大正是主要的教学基地；第二，印大民俗学系有很多来自中东、亚洲、非洲等新兴国家的学生、访问学者，他们都想利用对民俗的兴趣寻找本国的民族身份和民族传统。如果他们在美国受到怠慢，苏联则会趁机向这些学生和学者解释，民俗怎样表达了劳动人民对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抗议。（Dorson，1962：163）多尔逊提到的这两点，其实并没有过多地将美国民俗学的发展同政治联系起来。
事实上，多尔逊非但不反对这种科学地对民俗的应用，还非常支持学校里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们为地方文化发展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在《1977年民俗的大繁荣》（The Folklore Boom,1977）中，多尔逊看到了各州民俗学发展的情况，包括州政府出资发展民族艺术、编辑民俗艺术目录、为研究生开设关于当地民俗的课程、提供博物馆的相关训练、聘任民俗学博士为当地民俗学者等等。因此，不管是商业还是政治对民俗学的利用，多尔逊认为“民俗学应该保持中间立场，既不要太商业化，也不要太拘泥于形式；既不要左倾沦为政治宣传，也不要有右倾浪漫主义偏见”。（Dorson，1951：165）
再回到“美国民俗学”。直至汤普森时代，美国的民俗学还在推崇欧洲的理论与方法，如芬兰的历史——地理研究法，在美国得到诸多青睐，汤普森更是洋洋洒洒完成了六卷本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Motif-Index of Folk Literature）（1932—1937）。然而到了多尔逊这里，则不以为意。他曾对该方法在美国的盛行作过如下批评：
今天，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们，还沉浸在芬兰的历史——地理研究法中……收集各种可能的异文，找出最古老的元素……它成为研究所必要的准备工具，也早已终结了自己，忽视了最初的理论前提，复杂的故事（lore）和民间传说（folk-lore）出现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而且可以煞费苦心地追溯到它的原出处……这个方法出现在欧洲，并且是为了适合欧洲的环境……芬兰的方法可以用在北美……但是它解决得了美国原始文学，解决不了美国文明。美国民俗学家想要知道的是在美国这些民间材料发生了什么……应该放在美国独特的历史中。
和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比起来，美国历史从17世纪算起，也不过短短两百年。欧洲的理论方法对解决美国问题来说，可以借鉴但不能生搬硬套，什么是属于美国民俗学家自己的民俗呢？多尔逊结合自己的“美国文明”学术背景，将美国学应用到民俗学研究中，提出了围绕着美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的“美国民俗学”理论。
具体来说，美国特有的文明包括殖民（Colonization）、西进运动（The West Movement）、移民（Immigration）、土著和奴隶（Aborigines and Slaves）、地方主义（Regionalism）、爱国主义和民主（Patriotism and Democracy）、大众文化（Mass Culture）。（Dorson，1959：203-212）美国民俗学者所要面对的不仅是“传统的”民俗——土著的和奴隶的，更是文化碰撞中演变的民俗、“新生”的民俗——殖民、移民等文化交流所带来的，以及都市文明、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大众民俗。因此，美国民俗学者必须接受美国历史、美国文明和民俗学的训练。反过来说，接受美国研究和美国文学训练的学者，如果试图解决美国文化中关于民俗学，通俗文学，流行材料的问题，也必须学习民俗学。
在如何解决具体的“美国”问题上，多尔逊曾为美国民俗学制定了五条可行的线路：收集新美国的材料（New American Materials）、作为文学分析工具的民俗、作为文化历史工具的民俗、民间美术和民间音乐、教育中的民俗。（Dorson，1951）我们在这仅以“收集新美国的材料”为例，分析多尔逊怎样在具体的实践中将美国学、历史学、民俗学结合。
美国民俗学界长期延续着欧洲先驱们延续下来的传统，对“原始的”文化或者农民文化的传统进行收集、整理。但事实是，美国并没有像欧洲各国有那么长期的文化，于是学者们便将焦点更多地放在印第安土著文化上。这种“向后看”的眼光，自然随着美国社会的各种进步，不再适应于当下的民俗学研究。“夸张故事（tall tale）取代了童话故事（fairy tale），牛仔歌谣（cowboy ballad）挤掉了童谣（the Child ballad），乔纳森主义（Jonathanism）代替了谚语（proverb）”，（Dorson，1951：151）这些具有美国特色的“本土知识”（native lore）开始吸引民俗学者们的注意。在多尔逊看来，这些本土知识属于相对来说较新的范畴，它们各自属于职业的、宗教的或者地区的等等不同的美国群体。（Dorson，1951：151）多尔逊在此以工作群体（workgroups）和以年龄形成的群体为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由美国大工业形成的工作群体产生的知识，现在才开始收集。那些伐木、牧牛、钻油井、在五大湖航行、在铁路上跑的人，发展了由美国经验塑形的故事和歌，而不是那些从欧洲输入的故事……采矿是目前收集最好的……但是美国经济生活中大部分的职业群体都还没被收集；即使我们知道伐木杰克（lumberjacks）、牛仔和水手，我们依旧对他们的传统知之甚少——谁去收集出租车司机、棒球运动员、跳舞乐队、话务员、医院护士和其他成百上千的、现代美国中“有专长的人”（metiers）？不仅普通的职业人群有自己的知识，以年龄形成的群体也是一样。在美国大学校园中，作为一个自足的团体，它有其特殊的习俗，传奇的教授（legendary professors）、啤酒酒会歌（beer-bust songs）、入会仪式（initiationrites），这些都值得引起民俗学者的注意。
从以上不难看出，首先，多尔逊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当下生活中——都市文明、工业社会，或者可以直接说日常生活；其次，要重点分析从欧洲大陆传过来的民俗与本土的矛盾，以及如何本土化以适应美国的环境；再次，在美国新的时代背景下，又形成了什么民俗。
尽管多尔逊的学术理论以美国民俗学为核心，但他所涉猎的领域还是相当广泛的，包括田野调查、口述历史、域外民俗学等等方面。多尔逊一生笔耕不辍，著述十分丰厚，“根据他1980年最后的参考文献，多尔逊有25本著作，超过200篇文章，超过100篇书评，这还不包括那些连续的编辑、待出版的手稿”。（Dégh Linda，198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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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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