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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学者各自在此基础上有局部的补充。谭达先《中国民间戏剧研究》对表演特征的总结：与农村的民间舞蹈乃至劳动动作有密切联系，直至近代仍有不少民间小戏没有较固定的表演程式，但都不同程度具有载歌载舞、兼重唱做的特点。朱恒夫《民间小戏产生的途径与形态特征》概括出小戏音乐特点：一、广收各种曲调，未形成后来戏曲那样的基本调。二、专曲专用。一个曲调在相同的情境下被套用；三、常带抒情虚词。表演特点：一、表演上仿照生活；二、虚拟性的场面、表演较多。三、特别强调小戏表演呈现浓厚喜剧风格的重要原因还有经济方面的，博人一笑，可以增加收入。（朱恒夫，1991）施德玉继承了曾永义的小戏由“踏谣”而成型的说法，更进一步强调小戏的艺术性格巧妙与否，实系于演员的即兴能力。当然“踏谣”本身就是有感于心而发的即兴活动。
一个时代的思想水平只能达到一个时代所限制的高度。如果是现象的概论，民间小戏演剧艺术特点的总结大致就是以上情况。如果要想更深入的研究结果，目前只能通过作更多的实地考察，积累更丰富更真实的材料，才能在整体上有切入本质的把握，为下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做好准备。戏曲研究专著一般以剧种或地区为限，研究对象通常同时包括大戏、小戏，专门研究民间小戏的不多。近年来一些对民间小戏研究比较有参考意义的专著，如：朱恒夫《滩簧考论》，董晓萍、欧达伟《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乔健、刘贯文、李天生《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杨红《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河曲民间戏班与地域文化之互动关系》等，莫不是建立在多次、有时还是历时多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
对于民间小戏的艺术、社会之价值极其走向，学界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傅谨《“小戏”崛起与20世纪戏剧美学格局的变易》，发现20世纪出现大量由“小戏”发展成的新剧种的迅速崛起，和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有密切关联，新的美学趣味和追求，改变了中国戏剧原有的美学秩序。同时，小戏也往大戏方向靠拢、归化。（傅谨，2010）孙红侠《民间小戏形态与美学价值的重估》和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分别认为“小戏不能也不应该变‘大’”（孙红侠，2008）、“民间小戏是中国戏曲最常态的表演和范式”（刘祯，2008）。对解放后的戏剧政策提出异议，认为对小戏的定位（大戏的“初级形态”、“雏形”，）和往大戏模式靠拢的改造方式，都严重破坏了小戏的艺术品格和生态链。苏涵的《从农村小戏看戏曲现代戏创作的文化困境》指出：“文化主管方面把宣传教育的政治文化任务卸载给农村题材的民间小戏，导致了戏曲文化功能的不当放大”，导致了原本属于大众的戏曲“形成泛政治化主题与趣味点缀的编剧模式”，“漠视了戏曲的特性与观众的需求，而将戏曲召唤观众的根本功能转换为教育观众的沉重负担”。（苏涵，2010）韩晓莉、行龙《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研究特定时期特定环境（抗战）下的民间小戏的结构内容发生的深刻变化，娱乐功能的主导地位被政治教化取代，哪怕是忠孝节义的戏，也因为不具有宣传革命的意义而被禁演。小戏成为抗战时期教育和动员民众的主要舆论宣传工具，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和民间小戏与乡村社会原有的亲密关系，使草根文化很难反映真实的乡村社会图景以及乡民的生活感悟。
以上文章，都是从戏曲学入手，探讨民间小戏文化背景、生态环境，未来的出路等等。还有一类是用其它学科的方法研究的。如欧达伟、董晓萍《定县秧歌调查研究的经过》，对定县秧歌的历史影响和现代流传问题进行田野调查，采取历史学与民俗学结合的方法，研究现代民众经历的20世纪革命的思想观念变迁。王加华、曹永《交通环境、社会风气与山东地方戏的流布及地区差异》，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论述民间小戏的发展。因为不同的交通地理环境（西部与三省接壤，便于剧种传播；东部三面环海，只有通过西部才能接受外省剧种，所以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和社会风气（西部战略位置重要，时常发生战乱；东部少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导致山东地方戏不仅空间分布上，剧种数量西部多于东部，而且内容和风格上，西部以粗犷的武戏为主，东部以细腻柔和的表现日常生活的小戏为主。王惠琴、李彦荣《陇南人为什么“演故事”？——武都山区农民演戏活动的音乐人类学研究》用“表达是人类的生命需求”这一人类学的基本观点，通过一系列事实调查发现，从社火歌舞发展而来的小戏“演故事”到后来的“高山剧”，没有被大戏代替、衰退，是因为农民在借用神灵名义和国家力量来更加堂而皇之地表达、娱乐自己。
相对于就小戏而研究小戏来说，跨学科研究似乎有着更广阔的空间。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仅仅一个戏曲音乐的高门槛，就会逼使许多人只能从文本和一般的表演形态入手。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02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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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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