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反思

 

　　从我国现代学术史来看，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了民俗学与语言学的初步结合。标志中国现代民俗学开端的1918年北大歌谣征集活动，就在征集简章上注明了方言成语、俗字俗语及其语音的问题，明确规定钱玄同、沈兼士二人考订方言。后来随着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北京大学方言调查会也成立了，刘半农为主席。从刘半农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歌谣选”起，到北京《晨报》刊登顾颉刚的吴歌，到《歌谣周刊》，在所有讨论歌谣研究的问题中，都涉及到方言方音问题。方言调查会后，加强了歌谣研究中关丁方言方音的探讨和研究，对歌谣的搜集和研究起到了指导和辅助的作用。其中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董作宾《歌谣与方音问题》、钱玄同《歌谣音标私议》、魏建功《吴歌音韵类》等，便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这种轰轰烈烈的学术结合的倾向由于革命以及政治原因而冷淡以至搁浅。直至1980年代，受西方文化人类学关于语言与文化的理论以及人类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以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社会语言学的影响，我国产生了民俗语言学。从1984年曲彦斌先生的被誉为“开创本学科的第一篇论文”的《民俗语言学发凡》开始，民俗语言学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本文试图对民俗语言学这20多年的发展历程做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中国民俗语言学的学科意义

 

　　20世纪初，捷克斯洛伐克曾组建有一个名为“民俗语言科学学会”（Vereins Forv01kskunde undLinguistik）的团体，并出版《民俗语言科学学会年报》。日本也出版了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弟子们合著的《国语和民俗学》论文集，是运用柳田据方言调查为基础提出的民俗周圈论、文化周圈论的研究结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社会语言学研究十分活跃。1969年8月，国际俄语教师协会首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上提出建立俄语国情语言学并成立了专门小组。1978年，莫斯科俄语出版社出版了M.A.杰尼索瓦编著的《国俗语言学词典》。此问，还出版了由英、苏学者合编的《英国国俗词典》。社会语言学深受早期文化人类学方法的影响，即注重语言与民俗的固有联系。曾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语言学委员会的戴尔·海姆斯于1974年出版《社会语言学基础：一种民俗学的研究》，就表明了社会语言学遵循的其实就是一种民俗语言学的方法这一观点。

 

　　就学科发展而言，在上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将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来研究，而将言语排除在外。主张共时研究，而非历时研究。索绪尔的缺陷在于他的二重分类原则不仅把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对立绝对化了，而且也割裂了语言状态与演化、发展之问的有机联系，使这种研究局限于孤立的变化，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所以说，线性思想并不适用于一切语言概念的阐释。到了50年代，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分化出一个新派，即乔姆斯基的“转换一生成语法”学派，他的语言学理论中心是“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深层结构是表层结构的基础，深层结构经过转化变成表层结构。这一学派导致了现代语言学理论在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上的巨大变革和创新。但是这种语言研究法中包含有很多数学与数理逻辑分析的成分，这种过分公式化、形式化的研究方法，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忽视语义的倾向。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社会语言学应运而生。它是社会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产物，广泛吸收运用了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来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尤其关注语言与社会集团的关系，特别注意语言变体与社会因素的联系，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民俗语言学受其影响，以民俗语言和民俗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及其它相关科学的方法、材料，对语言、言语与社会惯制等民间文化现象进行历史考察，并指导应用。它改变了中国现代语言学局限于纯描写性的倾向，大大增强了语言学的应用价值。同时，民俗语言学将民众的生活文化研究与语言学结合起来，使对历史文化的研究更加全面和精细。

 

　　就语言生活实际而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群体使用着不同的语言或方言，而这些语言或方言与各地、各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息息相关，二位一体共生共存。例如被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流传于湖南江永、道县妇女中的女字（又称女书），这一世界上迄今为止惟一的女性文字，母女世代传袭，上辈传下辈，传女不传男。因此女书的使用者、欣赏者乃至创造者都是普通女性。而随着最后一位女书老人的去世，女书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对它的研究，除了语言上的价值外，还具有极大的民俗学价值。因此民俗语言学对各地、各民族、各群体独特的语言民俗以及民俗语言的研究，不仅挖掘、搜集与保护丰富的民间文化，而且可以使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得以交流与传播，为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间文化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我国精神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国民俗语言学的成就

 

　　1.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建设

 

　　民俗语言学研究的二十年，为了研究与论述的方便，我们可以将它划分为前后两阶段。前一阶段即从1984年到第一届“语言与民俗”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的1996年，后一阶段则从1997年到第二届“语言与民俗”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即2005年。

 

　　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学科基本理论建设是一个重要也是一个基本方面，故在二十年中的第一阶段中，这方面的成果比较显著。诸如民俗语言学的性质、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等，比较系统的就是曲彦斌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从《语言学发凡》、《民俗语言学浅谈》到《民俗语言学》、《民俗语言学新论》等，明确了民俗语言学的理论，确立了民俗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尤其是1989年出版的《民俗语言学》，是关于民俗语言学理论的开山之作。它从语言文化基本内涵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以语言文字的构成主体为基线，全面、多方位地论述了民俗语言的本质、源流、功能、类型、方法论及学说史，形成了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此书的问世，标志着民俗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人文科学在我国正式诞生。此外，如李炳泽的《民俗语言学浅议》、乌丙安的《民俗语言学的创建与拓荒》、王建忠的《民俗语言学学科建设概况》、金失根的《方兴未艾的民俗语言学》、贾唏儒《语言是民俗的一面镜子》等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民俗语言学不仅重视共时的研究，如对当代新流行语以及计算机网络语言中出现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的研究；同时它还注重历时的研究，如对于古代的民俗语言以及民俗语源的研究，有学者综合运用地下发掘材料及历史文献资料，从甲骨学、考据学、历史学、人类文化学等多种学科角度论证其来源及产生时代。其次，民俗语言学不排除对语言的静态描写研究，但它注重田野调查的与之结合，使其客观性、科学性、应用性进一步加强。此外，民俗语言学还从语言切入展开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如中国典当史、中国传统保安史、中国传统广告艺术史、关于中国经纪人史、中华民族虎文化史、中国乞丐史等方面，同时研究的成果也进一步充实民俗语源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