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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0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8)国内学界往往将“文字”作为语言“能指”中的“形象”，或以文字为例解释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关系。可见，德里达对索绪尔有意或无意的曲解或解构，流弊相当广泛且根深蒂固，对这一常识性的误解进行澄清十分重要。
(19)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37、47、59页。
(20)这种联想有可能不准确或者是错误的，就像所谓“哑巴外语”，识字(理解文字的所指意)而不会正确地发音。这种残缺的语言行为并不能否定音响的“第一能指”性质，因为文字本身所标示的“音响”与所读出的声音并不是一回事，就像同一种文字可以有不同的方言。
(21)语音和乐音的区别远不止于此，例如前者只出自人的发音器官，后者还可以出自乐器;出自歌喉和出自乐器的乐音有着根本的不同，等等。
(22)这涉及曹植《洛神赋》的接受史、流传史，应当是研究《洛神赋》必须考虑和尊重的史实，即应着力研究这篇短赋何以有如此魅力，能被图像艺术反复模仿，图像艺术又是怎样模仿它的，它和图像艺术的关系是什么，等等。但中国知网显示，30多年来，以《洛神赋》为题的论文近百篇，绝大部分属于作家意图和作品主题研究，语言形式和艺术分析方面的论文屈指可数。其中有一种研究，目的只在力证《洛神赋》演绎的并非“人神道殊”的爱情悲剧，而是清人何焯在其《义门读书记》中提出的“寄心君王”的历史故事。这一结论不仅不符合《洛神赋》1700多年的接受史和流传史，也向读者一直以来的文学期待提出了挑战。如果承认《洛神赋》是虚构的文学梦幻而不是历史文献，就不能用文献学的方法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文学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我们确认这种联系的前提是确认文学与非文学的根本差异。尽管这种联系的密切性是中国文学的特点，也是文学研究之文献学方法存在的理由。
(23)曹植：《洛神赋》，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82页。本文所引《洛神赋》均出自该版本，不再另注，个别标点会有更改。
(24)郭沫若：《论曹植》，《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38页。
(25)陈葆真：《〈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26)除陈葆真的研究外，另可参见解光穆《〈洛神赋〉语言五美》(《固原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容艺梅《〈洛神赋〉韵律修辞分析》(《文学教育》2010年第12期)等。这是30多年来大陆学者发表的近百篇论文中，仅有的两篇关于《洛神赋》的形式研究。
(27)参见赵宪章：《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第10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8)顾恺之《洛神赋图》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古代传世作品中最早的手卷绘画。就其成熟程度而言，在此之前可能已有手卷画的出现，但我们对此不得而知。所以，我们不妨将其视为最早对文学叙事进行模仿的手卷绘画。手卷绘画模仿文学叙事在魏晋时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既是中国绘画艺术的自觉，也是中国绘画对文学的自觉模仿，更是艺术自觉对文学自觉的回应，值得进一步研究。
(29)巫鸿：《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文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30)陈葆真的《〈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在这方面已做了很好的研究，此略。
(31)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第281页。
(32)2009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举办了“对倾听的思考——人文学科的听觉转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图像叙事成为强势传播的今天，这次会议当有风向标的意义。会议认为，人类已经沦为视觉盛宴上的饕餮之徒而沉溺其中，人文科学应当从中抽身而出，倡导“安静的倾听”。
（本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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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年01月15日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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