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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言说不在场及其能指在场
恰如梅洛-庞蒂所论，语言叙事是不在场的言说，这种不在场既表现为符号意指的间接性，不像图像那样“逐点对应”地将客体直接呈现在眼前，又表现为听、说主体之间的非直接性，即“交谈一旦被记录下来”，便“少了说话者的在场”。事实上不仅如此，以文字书写替代在场交谈还意味着“少了倾听者的在场”，或者说文本书写本身就意味着整个言说的不在场。这就涉及口说的言语和书写文本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语言符号的间接性意指显而易见，那么，言语与书写的关系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作为两种最基本的不同情景的语言行为，言语与书写对言说效果有着重要影响。但这种情况在“图说”中并不存在。图像的“说者”(即作者)在通常情况下都不在场，而其在场或不在场并不会对图说本身产生多少影响;即使“图说者”和“观图者”同时在场，也不可能像言语会话那样即时交谈，无论是图像制作还是对它的观看都是一种视觉滞留。因此，言语和书写的关系就成为语言叙事的独特问题，由此出发探讨言说的在场性问题当属切中肯綮。
言语和书写之间有着难以理清的矛盾和纠结：就语言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言语在先、书写在后，书写是言语的高级形态，它使我们能够听到先人或他人的回声，“白纸黑字”所挽留的记忆成就了今天的人类文明;但就语言的学理逻辑而言，书写不过是语言的记录，言语才是它的本真形态。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13)言语与书写的关系所面对的这一矛盾和纠结，是语言学在历史与逻辑的坐标上所遭遇的二律背反。
德里达似乎触摸到了这一矛盾，从而新创了“原初书写”等概念，以及“文字包含语言”等观念，目的在于颠倒言语对书写的优先性。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从抨击文字的拼音化开始，认为“自它产生之日起就必然会掩盖其自身的历史”，意谓表音文字的历史就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德里达认为，在西方的这一传统中，首先，“言语与文字的关系是非常确定的关系”，(14)“声音”是前者的表达形式和物性载体，表音文字是其忠实的“替补”。(15)其次，言语作为声音的存在，又“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作为第一能指的创造者，它不只是普普通通的简单能指”，而是心灵的直接的自然表达。再次，“心灵与逻各斯之间存在着约定的符号化关系……这种约定成了言语。书面语言则将约定固定下来并使它们相关联”。由此，语音及其替补(即表音文字)和逻各斯有着“原始的本质的联系”，因为“语音的本质直接贴近这样一些东西：它在作为逻各斯的‘思想’中与‘意义’相关联，创造意义、接受意义、表示意义、‘收集’意义”。(16)这样，德里达用近似等式的因果逻辑将言语、文字、心灵和逻各斯串联在了一起，而声音或“语音”便是串联它们的“阿莉阿德尼之线”。如此一来，语言的声音能指、表音文字成了德里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对象，而言说的图像性和表意文字似乎成了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重要途径。
德里达在用他的“文字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时，可能没有考虑到后者在世界思想史上存在某种普遍性，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不仅仅存在于表音文字的语境中;即使表音文字可以“结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可以像在德里达那里一样被用来“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德里达在用“文字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时，他所演绎的“能指”概念并不符合索绪尔的原意，尽管他的许多立论来自索绪尔。
索绪尔在解释能指概念时特别明确地指出，它作为“音响形象”并“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17)既然它不过是“声音的心理印迹”，那么，这种声音只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既然它只是在我们的感觉中存在的“声音表象”，那么，这种“声音”尚未诉诸我们的听觉器官。就像汉语中的“言为心声”之说，就其本义而言，所谓“心声”，就是“心中之声”。“心中之声”当然是“寂静之音”，它寓于我们的身体，而不是可以听到的声音;“言”才是说出的声音和真正的物性存在。至于能指中的“形象”，则是伴随“心声”而生的“心理印迹”，并不是线条和色彩所图绘的视觉图像，而是声音本身所携带的意识中的形象——意象或心象，属于“感觉的表象”，或称“内视图像”，并非诉诸视网膜的可见的物象。总之，索绪尔意义上的能指作为身体内部的“心声”和“心象”，和作为物理图像的文字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不识字的人为什么可能会有很强的语言能力，也无法解释同样的意义为什么可以有不同的文字书写，还无法解释同一个字(词)为什么可以有不同的读音(方言、多音字)、同一个字(词)为什么有不同的意义(一词多义)，或者不同的文字为什么有相同的读音(谐音字)，等等。此盖缘于文字不过是语言能指的代用品，以及它和所指的任意性关系。正是在“代用品”的意义上，文字并非德里达所论定的语言能指本身，就像婴儿奶粉作为母乳的代用品并不意味着二者完全相同。无论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在索绪尔那里，都是独立于语言系统的另一个系统，其存在理由只在于表现语言，但它本身并不是语言，当然也就不是真正的语言能指。而德里达却用“能指的能指”这一吊诡的修辞在文字和能指之间画上了等号，将“声音的心理印迹”与“可见的文字印迹”、言语(口语)与表音文字、心灵与逻各斯等混为一谈。心理的和物理的、心象的和物象的、在场的和不在场的——不同性质和不同世界里的存在，被德里达统统放进其解构主义的搅拌机。(18)
那么，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所要拷问的“文字”，对于语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借用他所反复使用的概念来表述，就是文字可以作为言语的“替补”。但“替补”仅仅道出了文字充任语言的载体功能及其传播意义，它对语言本体的内在意义仍需回到索绪尔。索绪尔认为：“语言既然是音响形象的堆栈，文字就是这些形象的可以捉摸的形式”;由于语言能指本身是不可捉摸的，所以人们就可以“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假如一个人从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丧失了这种可以感知的形象，将会面临一堆没有形状的东西而不知所措，好像初学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带一样……因为声音脱离了书写符号，就只代表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19)这就是文字书写之所以存在的根本意义：它使不可捉摸、不可感知的语言变得可以捉摸、可以感知，使语音中“模模糊糊的概念”变得清晰和易于理解。在这一意义上，文字就像初涉“语言之海”的泳者所傍依的“救生带”，它使语言能指成为可以感觉到的存在，使本来不可见的“心理印迹”成了可见的物理图像。需要强调的是：将“心理印迹”视为“物理图像”本来是一种错觉，以至于被德里达随意拿来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但它对感觉所呈现出来的表象却显得如此真切——文字似乎就是语言本身。文字的内在意义只是就此而言不可或缺，成了感知、使用和认识语言符号的代用品。
总之，文字所“替补”的并非语言的全部，只是语言的能指，因为它本身是沉默的。就此而言，将其称为“能指的能指”也不无道理，即其作为言语的“替补”类似语言的“音响形象”，尽管这种称谓只是一种比拟。那么，就索绪尔的能指概念本身来说，其中的“音响”和“形象”是何种关系?这从“音响形象”(images acoustiques)的组合关系中可以见出：“音响”修饰“形象”，可理解为“音响的形象”、“音之象”。这意味着，语言能指中的“形象”并不是其他意义上的“形象”，例如不是可见的视觉图像之类。在这个偏正词组中，“形象”使我们感觉到所指的意义，否则便不知所云;这个“形象”又是由“音响”生发而来，二者的关系就像电脑的显示器和主机，前者源自后者并且显示后者的指令，没有主机的程序语言就不会有显示屏上的图像显现，图像的显现使电脑成了可以感觉、可以操控的存在。这就是将“声音”作为整个语言过程中“阿莉阿德尼之线”的理由：就像“音响”是言语的“第一能指”，“语音”是文字的第一能指;就像语音可以唤起心理表象，文字首先是语音的标记，是它所标示的“语音”唤起了“语象”并诉诸我们的经验，从而使我们能够理解它的所指。就此而言，“音响”而不是“形象”是文字的第一存在，无论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概莫能外，索绪尔的语音中心主义并无过错，德里达借此攻击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文字的表音或表意体系，作为不同的文字书写方式，只是对语言能指如何进行标记的问题，即主要是参照语音还是语义标记语言的问题。二者都是语言的代用品，无论使用哪种书写方式标记语言，“音响”而不是“形象”都是它的“第一能指”，声音始终都是语言能指具有优先性的第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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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年01月15日 09:2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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