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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耕生活相关的上古文献还有《诗经·七月》：
七月流火，
八月萑苇，
蚕月条桑，
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
猗彼女桑。
七月鸣鵙，
八月载绩。
……
五月斯螽动股，
六月莎鸡振羽。
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七月》节选）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结，《诗经》不仅是诗歌史和文学史的宝藏，也是社会学和思想史的宝藏。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豳风·七月》的产生年代大约是西周初期，即公刘处豳时期。21这首民歌，不仅描述了一年之中每个月具体的农事，描述了劳动者生动鲜活的思想情感，包括春日里的欢快、秋收的喜悦、酒宴上的欢庆、肃穆的祭祀活动以及对于统治者的抱怨和无奈，还记述了天象与季节农时的关系，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描述关于季节与农耕生活的可信文献。但它只是素朴地描写四季物候和农家生活，还没有涉及神道、声律、臭味、政事、颜色等。
再看看《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皡，其神句芒，其虫麟，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乃令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榖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民道，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秧。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久。（节录“孟春之月”）22
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月令》、《夏小正》、《豳风·七月》的关系：《七月》是纯粹的农事诗，但已经把天象当作农事的必备元素；《夏小正》比《七月》更系统、细致地描述了天象、气象、季节与农事的关系，还记述历法与祭祀的关系，但没有阴阳五行思想；《月令》则不是简单的纪年纪月纪日，它把一年十二月分春、夏、秋、冬四季，分别对应五行之木、火、金、水，每季又分孟、仲、季三月，每月之下记其星、日、帝、神、虫、音、律、数、味、臭、记、祭。取一年中居中一日为中央土，亦记其星、日、帝、神、虫、音、律、数、味、臭、记、祭。它不完全是历法，而是以十二律为经、五行为纬构成的一种天人模式。23这里，五音、无色、五味、五方、十二律与天地日月、山川草木、鸟兽鱼虫、鬼神祖先、男女老少等交互一体，与季节发生特定的关联，同时对于帝王后妃、文武百官与士农工商的生活与劳作也逐一安排，展示了中国当时社会生活的全景图。很明显，其中五行思想得到十分成熟和充分的表现。冯友兰先生说：在《月令》中，“阴阳五行家以传统的术数为资料，以五行观念为基础，用以解释他们所日常接触到的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他们因此虚构了一个架子。在他们的体系里面，这是一个时间的架子，也是一个空间的架子，总起来说，是一个世界图式。”24
以上所述，表明《月令》与《夏小正》、《诗经·七月》之间具有一种思想传承关系，《豳风·七月》可以说是《月令》的最早形态，《夏小正》居中，《月令》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豳风·七月》的终结形态，而且成了一种模式，一种上古天人关系的模式。25《月令》作为一种专门之学，除了在历法方面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作为一种宇宙观和意识形态，对汉人产生了深刻影响，汉代经学打上了这个模式的深深印记，并且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思想。26
为什么在中国上古会形成这样的天人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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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2012/11/1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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