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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群]《月令》思想纵议
——兼议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
  作者:章启群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02-14 | 点击数:16818
 

  四、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

  中国上古天文学的主要目的是指导农耕生活,后来才与帝王统治合法性相关,即从“治历明时”到“占星祈禳”。这个转折大约以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和中国占星学的出现为标志。

  关于中国古代占星学的出现及其形成,是一个涉及到中国上古思想史和学术史的重大问题。中国天文学史学界的权威们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界说,很多学者把中国上古天文学与占星学笼统地混淆一起。48而近期江晓原先生又尖锐提出中国古代“政治天文学”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始终就是占星学。49我认为,厘清这个问题对于推进本领域的学术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在农业出现之前远古人类的渔猎和采集生活中,日月星辰只有纪日和标识方向的功能。中国仰韶文明的彩陶上就有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星座纹。新石器时代半坡遗址中的房屋就已经都有一定的朝向。到了农耕社会,太阳比月亮和其他星辰对于生活就更重要了。山东大纹口遗址出土5800年前的彩陶上刻有“旦”字的图案,意味着太阳的升起。《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帝俊妻子常羲“生月十二”,《山海经·海外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可以解释为十二个月太阳和月亮升落的不同方位。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复原陶钵肩部,有十二个太阳图案,也可以作这样解释。

  现存最早的与农耕生活无关的中国古代天文观测资料,似乎都是很单纯的天象资料。例如,有关夏代的两条天文记录,第一是关于五星聚的:《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联璧。”今日学者推算在公元前1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黎明时分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排成一列。26日,五大行星之间的角距离小于4度。这是迄今五千年中最难得的一次五星聚(纬合宿)。古人观此异常壮丽的天象,难以忘怀,将此记忆代代流传下来,而且只是一种纯粹的天象记录。第二是关于仲康日食:《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记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除了认为日食是一种自然灾害以外,没有其他寓意。50

  据研究,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由“星”字组成的词有“其星”、“不(或毋)其星”、“大星”、“鸟星”、“新星”(或“新大星”)。其意义一是指天晴,一是指星辰。殷墟甲骨文记载的月食有五次,这是定论。51其中是否有日食的记载还在争论之中。52《诗经》、《春秋左传》、《国语》等记载的关于日食、月食的现象,基本为学界所认同。现在已经发现春秋战国以前很多天象记录,包括日食、月食、太阳黑子、彗星、木星、恒星、新星甚至超新星,这些基本上属于单纯的天象记录。53例如,《春秋》记载的年代是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记录日食37次。这37次日食是确实无疑的观测记录,年月日基本相符。54其中有经无传26条。经文记载几乎都是“某月某日,日有食之”,只有鲁庄公二十五年、鲁庄公三十年、鲁文公十五年记有“鼓,用牲于社”。这是古代对待日食的办法,就像大旱求雨的仪式一样。涉及占星学内容只有鲁昭公七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四次,其中梓慎的讨论两次,他并不完全赞同占星学。55这些记载基本表明,上古人们看待日食月食虽然也是灾异,但就像刮风下雨打雷下雪等一样,是一样的自然破坏力,与战国以后的占星学具有质的区别。从《左传》可以看出,占星学在鲁昭公以后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域之中,引起人们关注,但还没有形成强势。

  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古代星辰命名最早的一部分,都来自生活中的用具及其相关事物、动物和神话传说,与占星学毫无关系。例如营室(房屋)、壁(墙壁)、箕(簸箕)、毕(捕兔小网)、井、斗、定(锄类农具)等属于用具,牵牛、织女、参、商等属于神话传说。56《诗经》中出现的星宿有:火(心)、箕、斗、定(室、壁)、昴、毕、参、牛、女,等,还用“天汉”指银河,用“启明”“长庚”、“明星”来指金星。《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直接把星辰与用具进行有意思的比较,反映了古人天真的心理状态。57二十八宿的名称,以及后来用来命名的岁星纪年的十二次,例如星纪、析木、大火、寿星、鹑尾、鹑火、鹑首、实沈、大梁、降娄、娵訾、玄枵,也没有后来的占星学色彩。这说明至少在春秋以前的中国天文学,目的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表达了一种农耕社会的宇宙观,基本上没有受到阴阳五行学说和占星学的影响。58

  大约从春秋末战国初开始,中国天文学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折:试图论证人间帝王统治的合法性,用天象反映人间社会的等级制度。因此,这期间的天文学把星叫做“星官”,凡星都是“官”。《史记·天官书》唐代司马贞索隐曰:“星座有尊卑,若人之有官曹列位,故曰天官。”这就在“四象”之后,出现了“分野”、“三垣”的说法。

  “四象”是把二十八宿分为四组,并以动物形象名之,故曰四“象”,即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龟)。人们发现,每组的星象确实与以之称名的动物很像。有人认为,《尚书·尧典》关于四仲中星的说明,产生了把周天恒星分为四群以分别表示春夏秋冬四季星象的思想。因此人们很容易想像,“春分前后初昏时当朱雀升到南方中天(上中天)时,苍龙的房宿正处于东方的地平线附近;白虎的昴宿正处于西方的地平线附近;而龟蛇的虚宿正处于地平线下与朱雀的七星相对的北方(下中天)。这是就定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由来,它是以古代春分前后初昏时的星象为依据的。”59“四象”说法由此发展而来。可以看出,四象说还属于比较纯粹的天文学,与占星学没有明显的关系。陈遵妫先生认为,“四象”的出现应在二十八宿之前。因为角、心、尾就是东方苍龙的龙角、龙心、龙尾。“四象”的名称来源可能很早。60

  “分野”是用天上的列宿对应地上的封国。《左传·昭公元年》所说的高辛氏长子閼伯迁于商丘,主辰,故辰为商星,次子实沈迁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可见星辰与地域已有关联。后来共有十二分野之说,几乎每一列国对应天上一个星宿。这个观念一般认为出现在二十八宿之后。61《周礼·春官·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可见分野已经与占星有关。

  如果说“四象”中有一些苍龙、麟、风这样神话中的动物,实质上还是关于天象的纯粹描述,“分野”把星辰和地域联系起来,表明一种天人生活同构的雏形,而“三垣”则完全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观念。“三垣”即紫薇垣、太薇垣、天市垣,把位于二十八宿以内的恒星分为三大块。紫薇垣是天上皇宫的意思,其中有帝星、帝后星、群妃星、三公星、太子星等;太薇是天上政府的意思,有将星、相星、诸侯星;天市是天上都市的意思,有主管秤权交易和商人的宦者星、宗正星、宗人星、客星等。紫薇垣和天市垣在《开元占经》辑录的《石氏星经》中有,大约出现于战国时代。太薇垣初见于唐初的《玄象诗》。62这即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名副其实的占星学。

  那么,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天文学界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史记·历书》云:

  幽、厉之后,周世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

  《汉书·律历志》所载与此略同:

  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即所谓古六历)。

  就是说,东周以降,天文历算学者从周王室分散外流。各国诸侯却因争夺称霸,招揽人才,因而重视天文学的观测与研究,导致天文学蓬勃发展。在当时的天文学中,以甘德、石申、巫咸三大学派影响最大。巫咸传说是殷代大臣,《巫咸星经》为我国最早星表,据说含33座共144星,原本亡佚(后世存本列齐、赵国名,显然不属于殷代文本)。甘德或为楚人,或为鲁人,作《天文占星》八卷。魏国司星石申的活动约在前4世纪,作《天文》八卷。后世将甘石著作合称《甘石星经》,原著亡佚,从《史记》、《汉书》和引文中可知一二。63这时候的天文学家实质上已成为占星家,他们要用天象知识为各国国君服务,占星内容涉及到用兵、立嗣、农桑、祭祀等众多国家大事。中国古代天文学出现的这种状况,与此时出现的邹衍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一种共生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很复杂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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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201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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