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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群]《月令》思想纵议
——兼议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
  作者:章启群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02-14 | 点击数:16819
 

  31 张汝舟:《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第13页。

  32 《国语·楚语》:“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史记·历书》有同样记述。《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陶唐氏即帝尧,“火正”就是观测大火星的官员,说明帝尧时已有历象天文“观象授时”的官员。比较可靠的是夏商周三代都设有天文官员。西周称冯相氏、保章氏,还有执掌漏壶的挈壶氏。

  33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第10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

  34 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403页。

  35 见殷玮璋 曹淑琴:《中国远古暨三代科技史》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36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第3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

  37 可能盘庚迁殷(约前1300年)之前已经采用干支纪日。《春秋》记载的第一次日食发生在鲁隐公三年(前720年)二月己巳日,这次日食已被证实,日期准确。由此证明从春秋一直到清宣统三年,干支纪日2600余年,没有一日差错。天干地支的起源,有学者认为天干与羲和生十个太阳有关,地支与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有关神话。(见黄金贵主编:《中国古代文化会要》第65页。西冷印社出版社2007年。)

  38 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38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

  39 例如:“贞:帝不降大旱。九月。”(《合集》10167)“月一正曰食麦。”(《合集》24440)(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409-422页。)

  40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425-426页。她的结论也完全证明了关于夏代建寅、商代建丑、周代建子的“三正说”只是汉儒的臆造,纯属子虚乌有。杨向奎先生的研究也表明,商代历法的岁首实际上是不固定的。他说:“我国早期历法中,虽然季节月名有基本固定的关系,但岁首有一定的摆动。因此认为:商代历法的岁首很可能在主要农作物收获前后的秋季,即建申、建酉,含今立秋至寒露、霜降三个月中,这不仅符合武丁纪月的月食考订,也能解释许多纪月与季节有密切关系的农事、气象卜辞。”(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汝舟先生经过对比,发现《夏小正》、《诗经·七月》、和《月令》皆用殷正,《尚书·尧典》用的是夏正。(见《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第597-598页。)

  41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第11页。也有人认为“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指二分二至。(见徐传武:《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第5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有学者认为:“战国秦汉间的四季仲月初昏中星,据《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记载,是孤矢、亢宿、牛宿、壁宿。这是战国秦汉间的天文历法现象,当时人抬头即见,容不得任何人作伪。而《尧典》四中星却是星宿、大火、虚宿、昴宿,它与战国秦汉四中星相比,各星向西后退了大约三十度。……中间就要经过2152.5年,这正是帝尧到战国秦汉之间的年数。由此可知,《尧典》中的历法材料,一定就是当时的历法天文材料,而不是战国秦汉人的作伪。”(郑慧生:《星学宝典--天官历书与中国文化》第2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竺可桢曾认为《尧典》四仲中星是殷末周初时候的天象。还有人认为四仲中星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天象。(见江晓原《占星学与传统文化》第58-59页。)据《左传》记载,我国最早的冬至时刻的测定,是在春秋时代鲁僖公五年(前655年)正月辛亥,和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二月己丑两次。是用圭表测定的。(申先甲:《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史》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42 二十八宿的说法西周时期还没有完善。现已证明这个体系至迟是在战国早期完善起来的。(参见《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第16页。)其中部分星宿名称在《诗经》和《夏小正》中有记载。《周礼》中的《春官》、《秋官》中都有二十八宿之说。到《吕氏春秋·有始》才最早给出了自角至轸的全部名称。竺可桢、钱宝琮、夏鼐认为,建立二十八宿的目的是为观测月亮运动。正如《吕氏春秋·圜道》所言:“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圆道也。月行于天,约二十七日又三分之一天而一周,约日旅一星,经二十七日余而复抵原星,故二十八为宿舍之数,以记月亮所在位置。”中国、印度、阿拉伯、巴比伦古代都有二十八宿之说。陈遵妫和日本学者新城新藏认为中国起源最早,与四季相关。新城新藏说:“二十八宿是在中国周初或更早的时代所设定,而在春秋中期以后自中国传出,经由中亚细亚传于印度,更传入波斯、阿拉伯等地方。”印度古代分冬春夏雨秋露六季,现在还分寒暑雨三季,与二十八宿不配合。根据岁差的计算表明,距今3500年之前,冬至在虚,夏至在星(七星),春分在昴,秋分在房,天球赤道正好与二十八宿中大部分星宿的位置相符合,即二十八宿大部分处于赤道附近。后汉时代,我国黄道坐标概念才得以形成。(见申先甲:《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史》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43 金木水火土五星中最先被人们认识的是木星。可能与它在一年中被人们看到的时间很长而且明亮有关。有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以前,人们就知道木星是颗行星,12年绕天一周。周初已经用推算木星的位置来占卜。(见申先甲:《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史》第74页。)用木星进行占卜是巫术,与后来的占星学具有本质的不同。占星术也不同于古代的天地日月之神的崇拜,与这些祭祀活动有根本区别。

  44 东汉建武三十年(54年)以后用干支纪年。(见黄金贵主编:《中国古代文化会要》第65页。西冷印社出版社2007年。)

  45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第23页……

  46 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册,第5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47 上古重农思想与皇权意识在历法中似乎是一体的。许倬云先生认为:“古代文献资料中,‘藉’是与农业有关的行事,其来源可能甚早。《夏小正》中的藉,列在正月,可算是农事之始。”“藉”也见于金文铭辞中。 《国语·周语》有王室藉礼的详细说明:“在立春前九日,太史即当将时令报告农稷官,庶几周王及有关臣工,都及时筹备藉礼。立春前五日,‘瞽’(……)感觉春风微动了,周王必须住入斋宫,君臣都斋戒三日。到了立春那天,先举行祭礼,然后在稷、膳夫及农正的赞襄,太史引导周王在‘千亩’行藉礼。‘王耕一(土发),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象征周王与公卿都亲自参与耕作。藉的收获,存储在专用的神仓,作为祭祀之用。藉礼之日,也举行飨礼,上下都共享酒食。‘毕,宰夫陈飨,膳宰监之,膳夫赞王,王歆大牢,班尝之,庶人终食’。”另,《诗经·七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可能不仅记载单纯下田工作,也可能指涉初耕的仪礼。最后的“跻彼公堂”就是祭祀和飨礼。(参见许倬云:《西周史》第284、283页,三联书店2001年。)《诗经》中《小雅·甫田》、《小雅·大田》、《周颂·载芟》、《周颂·良耜》、《周颂·臣工》、《周颂·噫嘻》都描写田间生活,包括王公大臣。统治者不仅认识到不韦农时,而且在农忙时候采取措施保护耕作,不兴土工,不作师旅,庶民“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等。(参见《吕氏春秋·上农》,白寿彝:《中国通史》第594页。)占星学出现以后这种思想有了改变,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

  48 陈遵妫先生说:“我国大概在商代以前,占星术就已经萌芽了。由于奴隶主阶级的提倡,占星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商代的许多甲骨片就是占卜用的,其中有不少天象纪事,正是占星术发达的证明。古代史籍中常见的巫咸就是商代著名的占星家。到了周代,占星术不仅为统治阶级所把持,而且明显地在为其服务了。春秋时代占星术更为盛行,从《左传》及《国语》的记载,可以看到占星术在公元前七世纪及公元前六世纪的兴旺景象。占星术的基本内容是,凭着那时看来是反常或变异的天象,预言帝王或整个国家的休咎以及地面上灾祸的出现,从而尽了提出警告的责任,使之预先有所警戒或准备。”(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第194页。)其实,甲骨文中的占卜与占星学是两回事。另一部权威的《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编著,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则笼统地认为中国占星学出现于阶级社会:“到了阶级社会,原始迷信和神话传说的成份却变成相当细致的占星学。”(该书第3页。)冯时先生说:“东西方的天文学在尚未摆脱神学影响的时代,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占星术的色彩。西方的占星术……认为,日月众星对人体具有的某种作用,如同铁在磁场中受到磁力作用一样,而中国人则更相信天人感应和天人相通,……因此,中国的占星术并不像西方那样完全根据人出生时日月五星在星空中的位置来预卜人的一生命运,而是把各种奇异天象看做是天对人间祸福吉凶发出的吉兆和警告。显然,中国的占星术更多地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这与中国天文学官营特点是密切相关的。”(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6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49 江晓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实质就是占星学,主要不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他用《汉书·艺文志》关于“天文”一词的解释来说明古代天文学的性质,即“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岁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因此,他认为“历代官史中的《天文志》,皆为典型的占星学文献,这类文献最早的,在《史记》中名为《天官书》,天官者,天上星官所呈之象,即天象,尤见‘天文’一词之原初遗意。今人用‘天文’去对译西方astronomy一词,其实是大违‘天文’的中文本意的。”(见江晓原:《占星学与传统文化》第193-19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50 今人考证得出这次日食可能发生在洛阳地区4种时间: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或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80-81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史记·夏本纪》与古文《尚书·胤征》也记录关于夏代日食的事情,但《尚书·胤征》语前多出“乃季秋月朔”一语。“辰”为日月会次之名,“房”是星宿名,“集”通“辑”,意为:日月会次,不相和辑,而掩蚀于房。“瞽”是乐官,奏,进也。古人伐鼓用币救之。啬夫是小臣,汉代有上林啬夫。庶人即百役。(参见《书经集传》蔡沈注本,第64页。中国书店1994年。)这与下文所述《春秋》鲁庄公二十五年、鲁庄公三十年、鲁文公十五年记有“鼓,用牲于社”一样,是古代对待日食的办法,就像大旱求雨的仪式一样,与占星学有本质区别。

  51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9-20页。

  52 参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232-250页

  53 据徐振韬、蒋窈窕先生研究:“1974--1977年,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有关部门和学校,以及各省市的有关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大约一百多个单位和三百多人按计划对古代天象记录进行普查。查阅古籍总数高达15万卷,收集道的天象记录1万多条。其中包括太阳黑子、极光、陨石、日食、月食、流星、流星雨、彗星、新星和超新星、月掩行星、日月变色、异常曙暮光和雨灰等。1988年,以《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为名,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见徐振韬 蒋窈窕:《五星聚合与夏商周年代研究》第5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

  54 张培瑜:《<春秋>、<诗经>日食和有关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

  55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

  56 《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为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参为晋星。”

  57 现在某些地区还有“犁星”、“水车星”、“轱辘把星”,沿海地区有“南挂星”、“三枝浆星”等。(见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第42页。)

  58 《诗经》中描绘天象的诗有不少,如前所述,内容都是描述农耕生活与星辰的一般关系,唯《小雅·十月之交》不仅描绘了日食和月食,还有“日月告凶,不用其政”之说。我认为,不管这首诗写于何时,仅此一首诗决不能说明在那个时期系统的占星学理论已经建立。

  59 申先甲:《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史》第6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60 见陈尊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第3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礼记·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十三经注疏》云:“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后来把麒麟换为白虎,有人称与孔子作《春秋》到获麟为止相关。“麟为周亡天下之异。”所以后人以山兽之君虎代替。《礼运》孔疏引:“龙东方也,虎西方也,凤南方也,龟北方也,麟中央也。”西方为白虎,麟在中央。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前433年左右)中有一漆器箱盖,会有二十八宿图案,东方绘有青龙,西方绘有麟。可见在汉代麟才换成白虎,而二十八宿在当时已是很普遍的知识,“四象”的知识可能还会更早。

  61 徐振韬、蒋窈窕先生认为:十二次分野大概是在战国时代形成的。(见徐振韬、蒋窈窕:《五星聚合于夏商周年代研究》第20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

  62 参见郑慧生:《认星识历--古代天文历法初步》第三编第五章:“唐·无名氏《玄象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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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201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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