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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婉薇]追寻民俗印记:论戴望舒的广东俗语及小说戏曲研究
  作者:李婉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7-11 | 点击数:13380
 

可见他对考据这种研究方法有自己的兴趣和执著。戴氏选择考据作为研究小说戏曲乃至俗语的方法,固然因为自己的学养有这样的条件;在沦陷时期,“故纸堆”或多或少可以成为一种避世之所,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有意循俗语考据一途拓展小说戏曲研究,这个目标只有这个方法能够成就,同时,他写小说史的计划,显然是效法鲁迅从资料长编做起,正在进行“独立的准备”。

  “俗文学”副刊的创刊宣言还提到“文学遗产”和“民族形式”两词,同为左翼文艺理论概念,后者比前者引起更广泛和长期的讨论,但二者有密切关系。汪晖指出,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民族,而不是阶级,成为左翼阵营关心的命题。陈顺馨也认为,“抗日民族战争不仅给了传统性得以发展的一次最佳机会,也促进了民族自尊和挽救民族危机的内转的文化心理”。戴望舒在四十年代初的“俗文学”创刊号上提出这两个概念,显然对左派理论资源有一定的接受,虽然没有循他们的路线使用这两个词汇,但在关注民族命脉的保存和延续方面,有相通之处。“文学遗产”的讨论始于1934年,在苏联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产生,当时并非泛指所有中外文学,而是考察、学习那些已有的伟大作品,好裨益于当时革命文学的发展。到了四十年代初抗战的背景下,意义有所拓宽,例如郭沫若在《关于“文学遗产”》一文中,就把中外文学乃至歷史都视为可以选择和学习的遗产,提及整理唐宋后的词曲和明清小说时,关注的是整理和普及。在“民族形式”的论争方面,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主义色彩便更清楚。“民族形式”论争直接继承和深化三十年代初“文艺大眾化”的思潮,在三十年代末的延安发生,随即成为左翼阵营热烈讨论的问题。1938年,香港的多种报刊都发表“民族形式”的讨论,除了《立报》、《大公报》之外,当时戴望舒主编的“星座”,也曾发表施蛰存的《再谈新文学与旧形式》(1938年8月12日)、林率的《宣传文学与旧形式》(1938年9月23日)、陈伯达的《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论争》(1941年1月6日)等文章。当时左翼文人所谓的“民族形式”,大致可以从“继承中国歷代文学底优秀遗产”和“接受民间文艺底优良身分”两方面去理解。部分左派文人较为重视民间文艺,例如何其芳说:“比较可以多利用一些的恐怕还是民间文学的形式。”戴望舒没有参与“民族形式”论争,事实上,“俗文学”副刊以宋元以来的小说戏曲研究为主,仅有一次发表罗常培关于北平俗曲研究可以入于民间文学的范围。但戴氏肯定关注“民族形式”论争,也了解其政治及文艺含意,并对“民族形式”在抗战时期代表的民族主义精神有所接纳。黄继持教授指出,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出现多种不同的形态,思考“现代与传统”、“西化或国际化与民族本位”等复杂的关系,“民族形式”论争为其中一种形态。清末民初以来,文人眼中被儒家道统边缘化的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成为探讨国民性和民族精神面貌的方式,戴望舒在抗日战争时把“俗文学”的研究对象视之为“文学遗产”和“民族形式”,又为它们添上一层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戴望舒在“俗文学”的创刊宣言牵引出从清末、五四以至三四十年代的线索,指涉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人挖掘、保存、研究民族精神和文化命脉的努力,涵盖非常广阔的时空,更有保护和研究民族遗产、弘扬民族特质的意图。

  在主持“俗文学”副刊时,戴望舒以考据研究小说戏曲的意向已甚为清晰,他发表的文章包括:《醉翁谈录》的小记、《袁刊水浒传之真伪》、《欢喜冤家之年代》、《清平山堂所刊话本》、《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另有一篇署名“达士”的《拍案惊奇源流考之一》,其中以《袁刊水浒传之真伪》最为重要,可以表现戴氏初步的成绩,此文的写作和发表横跨整个四十年代,1941年初次发表后,在沦陷时期改题为《李卓吾评本水浒传真伪考辨》,以文言文发表,在1948年又以《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之真伪》发表,由此可见戴氏在小说研究方面坚忍的毅力和决心。到了沦陷时期,他这方面的工作仍没有停止。如果认同《小说戏曲论集》能代表戴望舒小说戏曲研究的整体实绩,那麼,我们可以发现,沦陷时期的环境虽然更为艰苦,但在31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和笔记中,有一半是写于这个时期的,包括马幼垣认为重要的《李娃传》作者研究,首先是以《李娃传非白行简作说辨证》为题发表的,可知此时戴氏的信心和努力不曾稍减。

戴望舒《小说戏曲论集》书影 

  在沦陷时期,戴望舒有意继承吴梅的方向,致力从俗语考据入手,继续开拓小说戏曲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戴氏的两篇论文:《读日译“元曲金钱记”》和《元曲的蒙古方言》,它们分别发表于《华侨日报》和《香港日报》,后来由吴晓铃收入《小说戏曲论集》。这两篇文章除了都提到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之外,还重覆提出了一个他关心的学术问题。在前者说:

  在中国呢,正如王国维所太息言之那样,元曲之学,是为中国后世儒硕所鄙弃不復道的,所以考据训詁,不及词曲。虽然近年来有一部分学者急起直追,但像《元曲金钱记》那样已经表现出来的具体成绩,究竟还没有。已故的吴梅虽在《元剧研究ABC》上卷中预告了将在下卷研究元曲方言,然书未成而他已归道山;童斐先生虽然选注了几篇元曲,但他的注释只限于一般文学和歷史上的典实,关于元曲特有的语法或俗语,则不加说明,但仅以“元时俗语”一语了之。

  在后者则说:

  近来研究元曲的风气越来越盛了,可是研究的范围,大概总限于作者的考证,戏曲本事的源流和影响,脚色的考据,曲调的溯源等等。对于元曲语言的研究,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是寥若晨星。前辈吴梅先生在他的《元剧研究ABC》上册中,曾经说他将在下册中谈到元曲的方言。可是直到吴先生逝世为止,这个预约还是没有实现。贺昌群先生在他的《元曲概论》中曾有“元曲的渊源及其与蒙古语的关系”一章,但是到底也没有说出什麼大关系来;近闻李家瑞先生著手编一部《元曲词释》,内容分为字、句、词、语、谚、谜六部,可是后来又听说李先生病了,不知这部稿子到底写定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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