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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婉薇]追寻民俗印记:论戴望舒的广东俗语及小说戏曲研究
  作者:李婉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7-11 | 点击数:13381
 

  相对于前期“图解”较为“学术化”的风格,后期“图解”的特点为“通俗化”。前期“图解”本来已有一定的在地化和生活化,此时为增加趣味,拉近和读者的距离,更多以情境化的小故事、民间传说、其他俗语来说明词义,粤语词汇使用得更多,文章的脉络也更直接。第十四期《冷巷尿塔》的写作策略方面比较明显的改变,代表戴望舒曾经尝试的一种解说方式。本文开首以“你”作为情境化小故事的主角:“马票开彩那天,你拿当天的夜报的头一条新闻,和口袋里的票子号码一对,一点不差,第一名奖金为你所得。”之后的《大花面抹眼泪》、《掘芋头》都略为相似,以“你”开首,直接和读者对话,并详细解释歇后语的意思。在后期“图解”中,戴望舒考据风俗时流露的博学和个性的确有所褪色,但仍不乏可欣赏的篇章,《市桥蜡烛》颇能代表两种写作方式调和折中的成果。本文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平易近人地介绍风俗源流,又涉及当时香港的生活情景,然后解释词义,最后以例子作结。开首不直接引用古诗,以更平常的方式和语气说明蜡烛的重要性:“前人不曾发明电灯,蜡烛在夜里是最出风头的东西,诗人也就常常拿来大吟其诗,唐诗三百首里,为你琅琅上口的,就有什麼‘蜡烛有心还惜别’,什麼‘日暮汉宫传蜡烛’……。”

  之后谈到和读者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情景,即香港太平山街的景致和广东人祭祖的风俗:“……你可以到庙宇林立的太平山街去巡礼一下,就可以见到每一间神宫,每一个香炉,都有‘红灯高烧’之象。如果你懒得去这地方欣赏,那末,就在你家里看看人家‘拜祖先’或拜其他菩萨那笔账里有没有蜡烛这一笔支出吧。”然后再解释市桥生产的蜡烛偷工减料,因此被用来形容“假细心”的男子。虽然没有博引群书,但弥漫民间风俗和地道生活的情致,并准确地解释词义,可读性极高。

  三、游移与复调:“图解”的身分和语言

  “图解”另一无法忽略的特点是虚构和游移的身分。戴望舒生于杭州,在上海求学和成名,他最熟悉的方言都在吴语区。但在撰写“图解”时,一开始就有意把作者形象化和个性化,他在首两篇文章中就建立了“我/我们――你”的关系,树立作为说话人亲切、老练的形象,例如“犹之我们现在骂人乌龟”、“所以如果你听到你的腻友轻启朱唇微露皓齿娇声的的地骂你一声‘竹织鸭’的时候……”、“假如几粒米落在石罅之中,和泥土混在一起,你有什么办法拾牠起来呢”、“可是有人要问我了……”、“这话差不多难倒了我”等语,令人觉得这位广东俗语专家既自信可靠又不失谦虚。而作为读者的“你”,则是不懂广东风俗语言的外省人。必须注意的是,戴氏还有意识在这系列的作品建构一个广东人的自我,在第一篇《竹织鸭》中,他就这样写:“我们广东人抓住牠的这个大错处,把‘竹织鸭’这个三个字作为‘冇心肝’的代名词”。在第三篇《沙烂磞》中,“达士”就更明确地表现“广东人”的身份:

  一位朋友看见了就对我说:“乜嘢话,沙烂磞系广东俗语!老兄未免要遗笑大方啦,重话你系十足嘅广东佬!哩的系友邦日本话来嘅,等你要做日本俗语图解时候先用都未迟咯。”

  巧妙地以“朋友”的话虚构并揭露作者权威的身分。《幡竿灯笼》说:“现在我们广东有句俗语叫‘牛皮灯笼’的,就彷彿是这个意思。”《冬前腊鸭》说:“考‘冬’,是四时之一,小的时候听见母亲唱的南音就有‘春夏秋冬天过天,寒来暑往又一年’。”《年晚煎堆》则说:“记得我们广东儿歌里有一个道:‘拍大脾,唱山歌……’。”《青砖沙梨》则说:“山东的莱阳雪梨品种最好,驰名于我们的广东……。”但是,虚构自己成为广东人时,戴望舒又没有完全放下江浙一带的记忆。《竹织鸭》开首提到的宋人笔记全都有江浙背景,《鸡肋编》提到“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南部新书》的作者钱易和故事的主角陆龟蒙都是江浙一带的人。除此之外,戴氏解释广东俗语时,时常参照上海话,如《石罅米》说:“像上海佬所谓‘铁公鸡’一样”、“这和‘藕’、‘鱼’,上海佬的‘蟹’等之指女人同一道理。”“上海佬”一词显示戴望舒在模仿广东人常用的称呼方式,藉此建构作者为广东人的印象;《沙烂磞》把广东话和上海话比较,指“沙烂磞”和“顶括括”一样,被上海人认为是广东话,又被广东人认为是上海话。《亚崩咬狗虱》提到“捉黄脚鸡”时,以括号註明“上海叫仙人跳”。后期的“图解”没有这种鲜明又混杂的身分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比较中性的“广东人”,和作者自己拉开距离,使说话人的省籍身分比较含糊。在表现“图解”独特的身分和语言特点方面,《放路溪钱》是极重要的一篇。戴望舒先说“溪钱这一名称,外江人也许有点陌生……”、“外江人可不知,朋友说我未曾出过鲤鱼门,那晓天下事……”。老一辈广东人称外省人为“外江佬”,“未曾出过鲤鱼门”暗示作者不但是地道广东人,更是老香港了。但有趣又矛盾的是,这位老香港有些说话明显违反广东人的语言习惯,例如他说:“这种工作咱们广东本家叫做放路。”“咱们”是北方人常用的代名词,广东人不可能用它来自称,也就是说,“咱们广东本家”不可能出自广东人的口。与此同时,文中还有不少吴语词汇。在本文最后一段,戴望舒用张泌的《浣溪沙(晚逐香车入凤城)》演绎“放路溪钱”的意思,认为“这首词似乎是替吊膀子的惨绿少年写照,其实正是处处显出放路溪钱的本领”,其后总结说:“于是这个阿木林不得不晕其大浪了,但是还不敢造次,只有装醉的一步跟一步,放路溪钱至此,乃低骂一声‘杀千刀’,似乎是咀咒,其实也不外引诱的作用而已,被人骂盖未有不回报一声‘他妈的’,于是放路溪钱政策又告成功了,此是咱们中国千余年前放路溪钱术之尤者。”其中“吊膀子”、“阿木林”、“杀千刀”都是吴方言。《竹织鸭》和《年晚煎堆》都很清楚地说“我们广东”,为什麼《放路溪钱》突然“犯错”,跑出“牛头不搭马嘴”的“咱们广东”?戴望舒对“图解”的写作不可谓不费心思,如果是手文之误,为何不更正?既然从一开始就塑造鲜明的广东人身分,为什麼容许那麼多吴方言存在?“咱们”、“外江佬”、“阿木林”并存,是否受《水浒传》南北方言混合的特点所影响?戴望舒长期在港生活,不可能不知道“咱们广东”的“破绽”,知道却没有修改,是否故意留下线索,好让我们能够辨认南腔北调背后,那个怀着江浙记忆、爱读《水浒传》的真实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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