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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两个因素让“原子化”村庄中道德和舆论急速瓦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个因素是国家力量从村庄中大幅后撤，集体时代，深入村庄的国家政权，对村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全盘的控制，国家代替家族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强制力量，对村庄中的道德和舆论进行规制，那时村里尤其是生产小队经常开会，开会时公事私事都说，村民家里的各种事情都会在会上被评说甚至批判，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村庄的控制程度在不断消退，这时，“原子化”村庄既没有家族势力的复兴，又遭遇了国家力量的撤出，村庄便没有了任何的控制道德和舆论的强制力。另一个因素是通过电视媒体和外出打工，市场化的逻辑不断进入村庄，金钱至上的观念在村庄中开始盛行，西美尔(2002：205)指出，货币能把“质的规定性简化为量的规定性”，因为越来越多的东西都可以用钱来衡量，以至于到最后，价值或意义不被人们所见，人们只从“量”的角度——值多少钱去考虑问题，于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的理性算计逐渐在消解村庄中原有的道德、舆论、人情、面子，村庄原有的“文化网络”正被“利益网络”所代替。“原子化”的村庄，内部失去了主导文化走向的强制性力量，又遭受着外部市场化逻辑的不断侵入，村庄中的道德和舆论极容易式微，而村庄“人情”也极易从情感型异化为功利型。因此，“原子化”的村庄，不一定都是“人情”异化的村庄，但一定是容易发生“人情”异化的村庄。
当村庄中的道德和舆论被消解时，村里的“人情”往来的异化就很难被控制住。当村民遭遇到某些人率先异化“人情”的时候，大家内心可能都知道这是不对的，但他们考虑到要在自身利益方面不吃亏、和别人扯平，他们便不是去声讨反而效仿起别人的异化行为，如江汉平原的村庄中，很多村民为了捞回成本开始“以骗制骗”，又如辽宁凤城D村中，你拉关系我也拉关系。而有些村庄关于“人情”的一部分舆论则已经完全被金钱逻辑扭转了，如浙江奉化的村庄中，人们认为富人在“人情”中摆阔是一件值得羡慕和钦佩的事。“人情”异化的实质就是“人情”成为村民完全私人性的谋利手段，而这种私人化的谋利方式最终会割裂村庄原有的具有整体性的人际互动网络，“人情”这种原本嵌入村庄的交往机制开始脱离村庄成为完全个人化的利益工具。当道德和舆论在村庄中“不在场”时，“人情”异化的基本逻辑就会延展开来，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随着各类村庄内生变量的不同，便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情”异化状态。
湖北江汉平原的村庄中的村民，一个突出特点是生活面向在村庄之外，村民们都急切地想摆脱与村庄的联系，他们希望在外面谋生、希望在外面买房，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在外面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贺雪峰，2003：7-8)。当地村民说的比较极端的一句话是，“以后尿都不朝农村撒。”村民生活面向在村庄之外，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靠近城镇受城市中心主义影响颇深、村庄中没有谋生赚钱的机会[7](只有种田)、外出打工经济发达、村庄历史记忆短暂传统稀薄[8]等，江汉平原的村庄偏偏这几点都具备。生活面向向外的村民，希望离开村子但在短时间内却又没有条件离开村庄，他们虽然身处村庄之中，但对村庄的未来没有预期，他们不在乎村庄中长远的事情，不管是物质上的如公共设施的建设，还是非物质的如人际关系的网络。阎云翔(1999：146)指出，“人情”往来中馈赠之所以会出现不均衡流动的一个因素就是家庭的发展周期，年轻夫妇由于操办仪式的机会不多，在“人情”往来中肯定是付出多于回报，等孩子长大后，他们便迎来办事的高峰期，等他们年纪大了，办事机会又大大缩减。在生活面向朝内的村庄中，“人情”的亏欠与偿还是一种具有长远预期的、多次博弈的过程，今世没有偿还清人家的，由子嗣来完成，今世没有接受人家的偿还，这个收益会落在子嗣身上(杨华，2008)，村庄中生生不息的人际链条就这么建立起来了。但是，当村民对于村庄中的生活没有长远预期的时候，村民在村中行事时就会越来越看重眼前的经济利益(陈柏峰，2009)，这就出现了村庄中有人出于短期的利益考量借“人情”来快速敛财，而被邀请的人为了在短期之内达到收支平衡，便也借“人情”来补回亏空。
辽宁凤城D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移民性”村庄。该村的原初村民大部分是清末民国时期从山东“闯关东”而来的，那时候吸引外地人迁移到此的资源是广袤肥沃的田地，而1980年代以来又有不少外地人来此打工乃至定居，这时吸引外人来谋生的资源是当地大大小小的煤矿(来挖煤或拉煤)，1990年前后是D村外来打工者最多的时候，当时村中几乎各家各户的房子里都有打工者租住，少则3~4个，多则7~8个，其中有不少外来户就在该村定居了下来[9]。村庄很强的移民性质，给当地的人际关系状况带来了两个影响。一是“尽量不得罪人”的逻辑。不管什么年代迁移过来的，基本都是独门独户来到此地，这种完全的“原子化”的状态使得各家势力都差不多，谁家都没有庞大的家族势力这种结构性的力量能够压倒其它家，即使像煤老板有一些经济上的优势，他也不能保证自己的买卖长盛不衰，于是大家都不愿意把事做绝，而宁愿维持一种“和谁都好”的皆大欢喜的局面。二是“迅速融入”的逻辑。这种逻辑主要表现在新近迁入的村民的身上。一家人甚至一个人初来乍到，要在此地谋生，必然要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融入当地的交往网络，这样其在建构关系时难免会多一些工具性，而少一些情感性，宋丽娜和陈锋等人刚到村里的时候，村民们由于生疏很少去搭理他们，但村民小海在路边看到他们时竟主动地打起了招呼，细一了解小海的身份，才知道其是才迁入此地十多年的外来户，从中可以看出新近迁入者的行事逻辑，即在人际关系中要发挥“主动性”，村里的人不管熟悉不熟悉都要主动贴上去，有钱有势的人当然要和其建立交往，而普通村民的关系也要搞好，所谓“主动”具体而言就是主动说话、主动帮忙乃至主动参加别人的“人情”。了解了外来移民的行为逻辑，便不难理解村庄中“人情”为何出现广泛的“拉关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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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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