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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羽 王德福]类型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村庄“人情”研究*
  作者:耿羽 王德福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5-12 | 点击数:17273
 

  “人情”往来,本来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而功利型“人情”却使这些功能朝着异化的方向发展。功利型“人情”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拉关系型的“人情”。“人情”原来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建立社会交往,即“人情”往来能在村庄中建立一个或多个持久而稳固的人际关系网络。“人情”的这个社会功能如果被任意地发挥而无规则的限制的话,就容易朝“拉关系”的方向异化。辽宁凤城的D村,就充斥着这种拉关系型的“人情”,D村的村民办一次仪式性活动,平均有400~500人来参与,这显然和我们在情感型“人情”村庄看到的有很大不同,情感型“人情”村庄中的村民能够根据情感亲疏选择自己的交往对象,而不必像伦理型“人情”村庄那样把村民限定在一个先天性的圈子内,如此情感型“人情”村庄中的“人情”圈一般都比伦理型“人情”村庄中的“人情”圈大,一个“人情”圈的规模大致在100~200人左右,少数脉特别广的人才有更大的“人情”圈子,而D村的“人情”圈竟然平均水平都能达到400~500人,这实在令人咋舌。规模庞大的“人情”圈背后实际是短暂而又不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村民在实践“拉关系”时,针对村庄中两个不同的群体,村民的行为逻辑是不同的:村民在面对“普通村民”这个群体的时候,行为逻辑是“宁滥勿缺”、“有备无患”,宋丽娜和陈锋(2009)在调查时发现,在D村,每个人都小心地维持彼此之间的“人情”关系,即使和他人只有点头之交,但在别人办事时也不好意思不去,即使对别人心里有些看法,表面上也不会表达出来,彼此之间的“人情”往来一般情况下都会继续。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D村村民在办事时,就把所有有联系的人,如宗亲、姻亲、本堡(本自然村)的村民、在煤矿打工时认识的工友、在酒场、球场、麻将场中认识的朋友都请来,不管感情是深是浅,先交上再说,什么时候说不准用得上。村民在面对“村庄精英”这个群体的时候,行为逻辑是“尽量贴上去”,在D村中,村民们最想“贴上去”的是煤老板,村民们想“贴”煤老板最直接的原因是很多村民在煤矿上打工,煤老板可以决定用谁不用谁、给多少钱,比较间接的原因是煤老板经济富裕、人脉又广,和其交上朋友以后办事也方便。D村的“人情”中,充斥着功利化的关系,这种功利化的关系,看似涵盖范围很广,在“量”上很可观,但其“质”却很贫乏,不投入真实感情,“不亲装亲”,这种关系网络必定是脆弱而不稳定的,和谁都“亲”,最终实际上是和谁都不亲。“人情”等仪式性交往本来是日常性交往的集中体现和再次确认,但D村村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仪式性交往中,而在日常性交往中只是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没有感情的深入交流,D村村民这种注重交往的形式而不是实质的做法,是无助于人际关系的良性发展的,D村村民平日里虽然牌友、酒友、球友不少,玩乐也很频繁,但到了要办事的时候,这些酒肉朋友往往靠不上。

  (二)、敛财型的“人情”。“人情”除了社会功能,还具有经济功能,即经济互助。办仪式性的活动,往往要花一大笔钱,有些手头拮据的人家依靠自身财力办不起,这时亲戚朋友送来的礼金就起到了“募集资金”的作用,依靠“人情”募集来的资金是要在别人举办“人情”时偿还的,因此,收取别人的礼金可以看作“贷款”,而给予别人的礼金可以看作“储蓄”。“人情”的经济互助功能在旧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那时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穷苦人家较多,这也许可以从发生学上解释为什么走“人情”需要附带送上钱财。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数村民办事已经不需要依靠“人情”来融资了,“人情”经济互助的作用正大大减弱。走“人情”时附送钱财作为一种习俗保留了下来,但在这种行为背后的义涵却在不断发生改变,过去其意义是经济互助,现在是表达一下感情,在极端的情况下其也可能发展为敛财。一般情况下,村民主要因为以下几件事情举办仪式性活动:小孩出生(以及满月、周岁)、孩子上大学或参军、孩子结婚、老人做寿、老人去世、建新房。但在有些村庄,仪式举办者却大肆增加“人情”的名目,把“人情”完全当成了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财富的手段。陈柏峰在调查湖北江汉平原的村庄时发现,如今村庄里办事的名目越来越多,如庆贺生日变成了从小到大逢“五”逢“十”都庆生,如庆贺考学扩展到了上高中、上中专等,更过分的是,有村民建了两层的房子,建成第一层时办了一次酒席,过了一段时间建成第二层时又办了一次酒席,又如一个农户打了一条造价大约3000元的小木船,也请客收礼,最极端的是村里有八个小孩卷入一场人命案,几家家长都举办了酒席,希望筹点钱去“走后门”,另外,村子中还出现了“假收养”、“假结婚”、“假买房”,目的都是能办酒席收钱(陈柏峰,2009)。这种形式的“人情”,已经把“人情”的经济功能完全扭曲异化了,造成的结果是大家竞相欺骗,因为村民短时间内是离不开这个“人情”圈的,为了躲避送这些“冤枉钱”,其只有也巧立名目去办事。

  (三)、谋取声望型的“人情”。一般情况下,人们在“人情”中是“消极”地谋取着社会声望,即当你参与“人情”的时候,要符合“人情”的一些基本规则——别人请了你你要去参加、别人给你随了礼你要回礼、回礼要与别人送的相当甚至多出一些、办酒席时档次要够等等,如此,你才不会受到村庄中舆论的制裁,才不会被人在背后“说闲话”。那些不按村庄“人情”基本规则行事的村民,往往会在舆论中遭到大家的排斥,成为没人愿意与之往来的“死门子”。“消极”地谋取社会声望,就是要保住在村庄中立足的基本社会声望。而我们在浙江奉化调查时发现,村庄中的富裕阶层(年收入在10万甚至100万以上),可以在“人情”中“积极”地谋取社会声望,其通过“亏钱”的逻辑(宋丽娜,2009),使自己的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声望,这个声望是具有等级性的声望,其能抬高“亏钱”者的社会地位,把“亏钱”者和普通村民区隔开。E村的戴书记(在本地和上海都有工厂,年收入500万元)操办女儿的婚礼时,摆了130多桌酒席,请了村里90%的人,还请了县市各部门领导200多人,办酒席时,戴书记处处贯彻了“亏钱”的逻辑:本村的老人不用送礼,领导不用送礼,大手笔地置办婚礼仪式(花费5万元),酒席上送每个客人100元红包和一包软中华(一般只送15元的红包)。如此,戴书记办酒席共花费了50多万元,礼金只收了30万元,最终亏了20多万元,而其他村民办酒席则一般会盈余礼金收入的1/3~1/2。戴书记用“亏钱”,显示和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村民们谈起戴书记办的酒席,无不表示赞叹和羡慕。这种“亏钱”式的“人情”,正在破坏原有“人情”正常的逻辑,使“人情”脱离出村庄成为彻底的个人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使“金钱至上”这种破坏传统舆论的价值判断在村庄中得到了确认和加强。

  我们在以上罗列了几种“人情”异化的情况,并不是要穷尽其现象,而是要说明其本质,可能随着村庄状况的不同,还会有不同情况的“人情”异化出现。另外,我们只是选取了村庄中最为主要和最为典型的“人情”异化情况作为该村庄的“标签”,这并不是说该村庄中没有其它形式的异化,现实中的情况是,一旦传统的舆论和道德遭到破坏,村庄中就会出现多种形式的“人情”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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