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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启耀 徐杰舜]视觉人类学与图像时代
——中山大学邓启耀教授访谈录
  作者:邓启耀 徐杰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6-06 | 点击数:17354
 
徐:对,有人谈到视觉人类学的边缘性问题,你怎么看?
邓:前几天正巧还有人谈到视觉人类学的“革命性”问题呢!无论“革命性”还是“边缘性”,我想都是同一类问题。老实说,这是我不习惯讨论的东西。所谓“革命”,一般指的都是革他者的命,没有谁傻到要革自己命的(自杀除外)。但问题在于:有必要通过“革”他者的命来确证自己的命吗?所谓“边缘”,也是相对“中心”而言的。问题同样在于:有必要或有可能通过“边缘化”一种东西来使另外一种东西成为中心吗?如果有一种包打天下的万能学科或表达方式,当然别的学科和表达方式也就自动边缘化。可惜没有。所以我不想讨论某种学科或某种表达方式的“革命性”或“边缘性”的问题。如果非说不可,那我宁愿自处边缘,因为边缘地带好玩,方便走动。学科上的边缘地带是一个可爱的交叉地带。我比较欣赏法国视觉人类学大师让·鲁什(Jean Rouch)的话,他主张视觉人类学“其边缘性的状况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期,使得这一年轻的学科不至于落入固定僵化的学科规范之中,或者不至于发展成枯燥的官僚主义学科。”[26]
视觉人类学学科意义上的实践和理论探讨,一百多年里一直在进行。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尽管在一般词典和图书馆里没有多少它的位置,但在国际一些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如美国哈佛大学、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等),它还是有几十年历史了。1954年,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建立人类学电影研究中心,开始人类学电影的研究并组织研究人员到非洲等地拍摄了一大批人类学电影;从1966年开始,视觉人类学的理论探讨、影片放映已成为美国人类学学会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代,美国人类学学会创办《视觉人类学》杂志,并建立了美国人类学影视中心;“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下设十八个专业委员会,其中之一就是“视觉人类学委员会”(Commission on Visual Anthropology)。从 1934年首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伦敦)召开算起,至今半个多世纪,视觉人类学有了较大的影响,人类学影片在历届大会上播映,占有重要地位。在1964年第七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芝加哥)上,与会人类学家通过了《关于视觉人类学的决议》。2003年我参加第十五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弗罗伦萨),特意去听视觉人类学的专题。会上见到老朋友,德国著名视觉人类学家芭芭拉·艾菲(Barbara Keifenheim,拉我和国际视觉人类学会主席霍斯曼(Rolf Husmann一起讨论中国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联合培养中国博士生的事。后来霍斯曼到中山大学,在学校图书馆数字影像资源库建设方面做了推进。他所在的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IWF,是国际有名的影像基地,仅人类学纪录片,就藏有6000多部,而且大部分数字化了。他们几乎每年都要举办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电影节。1994年我和郝跃骏等合作的人类学纪录片在德国参展,便有幸在那里看到了包括让·鲁什在内的一些大家的作品。本届弗罗伦萨视觉人类学专题会的主题有两个,论文60余篇:1)视觉人类学:影像的广阔领域;2)东亚的婚纱摄影。我感到有趣的是,满大街人们熟视无睹的婚纱摄影,竟也成为一个得到很多人类学家关注的题材!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视觉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既可以远在异乡“边缘”,也可以近在我们身边,近在你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视觉人类学的介入使影像的视野更加广阔,同样,影像的介入也使我们的学科领域更加广阔,这已成为具有前沿性眼光的国际学者的共识。
徐:视觉人类学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兴起,与像哈佛大学和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这样的高水准学术机构的积极推进有关。你能不能结合国内的这个学科发展和学科的背景来谈谈你的看法?
邓:二三十年代是中国人类学无论哪方面都必须提到的时期。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在湘西南和云南考察时拍摄了有关苗族文化、生活状况的电影,杨成志、伍锐麟带领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赴海南岛黎族、苗族地区考察队亦拍摄了部分影片资料。半个世纪以来,与民族识别、跨文化交流、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多样性等运动相伴的社会文化调查,产生了大量民族志研究成果,摄影和电影是其中最珍贵的一种,如杨光海参与拍摄的许多部民族学纪录片。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多人类学纪录片产生。云南、四川、北京都做得不错。台湾也拍过一些人类学纪录片,如胡台丽的《兰屿观点》等。这些影像不仅仅只是一种资料,它们作为图像民族志或影视人类学的认知价值、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增长。
在理论上,国内人类学家也开始有所摸索,如庄孔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27]辟专章介绍影视人类学;中国社科院民族学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的张江华等写了《影视人类学概论》,算是拓荒之作;[28]云南大学和德国合作创立了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学生,拍了一些片子,这些片子很多都参加了国际重要的电影节,还开了一些研讨会和培训班,相当不错。遗憾的是王筑生英年早逝。他牵头翻译了霍金斯(Paul Hockings的《影视人类学原理》;[29]还有王海龙的《人类学电影》,[30]也很有看头。
DV的出现给人类学做田野调查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它不用像过去拿着BETACAM,又大又笨,很强暴,而且很贵,没有那个钱你就没办法动。现在有了DV呢,每个人都可以随身带着一个,更个人化,没那么吓人,容易操作,容易亲近对象。很多精彩的东西就是拿DV拍的。我因为开视觉人类学的系列讲座,请了一些国内外的高手来,带他们的作品来,跟学生对话,很多片子让你眼泪都掉下来。它记录的生活状态,已经超出了民族片模式,不是只把摄像机对准别人脸的,也有对准自己,反观自己的文化。
学术机构和民间近年组织了许多关于影视人类学的研讨会。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已经在北京、兰州、云南、内蒙等地举办了四届影视人类学国际研讨会,第五届将在广州举办。每年3月云南的“云之南”电影节,相当不错,集中了国内外很精彩的纪录片,包括人类学纪录片。现在这方面的活动越来越多。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山花奖”,也有一个影像的评奖,收到了几百部民俗影视片,但水平参差不一,有些对纪录片的概念还不太清楚,但是看了以后觉得也有一些好东西。
徐:你在云南做了一二十年的田野了,现在到中山大学来搞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我觉得你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你也做得很好、很有成就。
邓:这是碰巧运气好,碰到好机会,碰到很多的好人,就像我前面谈到的诸多老师和朋友。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很默契的合作,我们是做不了这些事的。中山大学的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本来就有深厚的传统。这几年人和气顺,发展势头很好,和国际开展的学术交流和项目合作都很多。在这样的环境里,心情舒畅,会更愿意做些事,特别是为学生做些事。
徐:下面我就想听听,关于学科建设,你有什么构想和规划?
邓: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在诸多前辈的培养下,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近年在几位系主任的努力下,人才济济,人类学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得到进一步的扶持,这是学科发展的幸事。为了配合学科建设,系里也鼓励传统学科能够和现代的东西有所结合,以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我个人的兴趣主要在视觉文化方面,对岩画、民族艺术或民间艺术一直比较关注,还拍过一些人类学纪录片,便以影视人类学起头试开了一门课。最初我想从影视人类学切入,后来在准备过程中,感到应该把影视人类学在概念上进行一个梳理,回到它的本义。“Visual Anthropology”这个词,按照国内的习惯翻译是“影视人类学”,但是它的本义应该是“视觉人类学”。广义的视觉人类学,既包括通过摄影、电影、电视和数字呈像等现代图像或影视手段做民族志或对文化人类学事实进行拍摄和研究,也包括研究人类的群体性图像信息以及通过视觉造型和视觉符号记录、储存、传播信息的传统方法和视觉文化行为;狭义的视觉人类学可按国内译名理解为影视人类学,主要指通过影视手段记录、表达民族志或人类文化内容及观念,是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另一种调查报告“文体”或研究方式,即视觉表达方式。视觉人类学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记录方式,它更是一门学科,一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应该拥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而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学科建设的过程,也需要社会,甚至同行逐渐认知和认可的过程。所谓“视觉”,它不单是指用影像的方法来记录现实,比如电影、电视或者图像的方式,它还应该包括对人类视觉信息及符号、视觉表达和传播、视觉的文化心理或思维等方面的研究。比如说,文字史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石,但仅靠文字史能说明人类文化的全部吗?显然不能。现在“口述史”也开始有了地位,在叙述许多社会文化和人类生活细节,呈现“复数”的历史(与“大传统”互动的“小传统”,和与“大历史”对应的“小历史”,这是“分叉历史”或“复线历史”)[31]方面意义突出。但是我觉得还应该有一个方面,就是“图像史”。在文字产生之前,口传文化进行过程中,也许更早一些,像岩画、陶纹之类,已经在传达信息。比如对于植物的采集,对动物的狩猎,最直观的就是那个“形”,那个样子。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需要有所记录,以向同类作一个传达的时候,可能就产生了岩画之类的图像。后来加上了一些宗教的意义,用图像来记录的方式更频繁。如国内外很多岩画,动物身上都有一些箭头,或各种各样的标示,就是说它跟当时的狩猎生活和巫术是有关系的。甚至使用物象符号(如树叶信、礼物之类)表达和传播信息,也是人类延续至今的方式。所以我想,图像学和图像史,应该是我们历史的一个补充,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数字艺术迅速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的成长这个现实来看,我们今天事实上处在一个越来越视觉化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视觉产品已经成为文化工业当中快速增长的部分,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说明今天的视觉领域,包括与视觉相关的整个文化工业,都要比以往的任何时候显得重要。毫无疑问,今天是一个视觉广泛传播的年代,视觉现象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最为显著的表象,也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可是,与这个现实不相容的是对视觉的研究相当滞后,甚至是相当的不对称。关于视觉的教育,包括理论与实践,呈现出相对落后的现象。视觉人类学,应该研究视觉工具与人类视觉力的开发,研究视觉认知与视觉思维、视觉符号、视觉表达、视觉传播及视觉文化的传承模式等,另外,关于视觉文化的社会分层(如视觉权力与社会控制,色彩、图形的身份认同、电视新闻中的权力、实相世界与视觉网络虚拟社区、分众传播与视觉“知沟”等)、视觉文化的时代意象(如媒体影像所构造的新视觉环境、全球化和视觉大众传媒)等,都应该是当代人类学关注的问题。
我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试开了视觉人类学这门课以后,虽然很初步,但学生似乎还欢迎,因为它可以在传统学科理论和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应用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比如图像学、传播学以及多媒体技术等进行一些跨学科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它也可能在传统人类学和相邻学科的框架里进行某些整合。
经过几年的尝试,根据学生的反馈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我计划在教学中,分这样三个层次来进行:
一、本科阶段――视觉人类学(一),或影视人类学
主要用于本科教学,只讲100多年的事。考虑到这门新兴学科产生的特殊背景(即狭义视觉人类学意义上的影视人类学),本科教学将以主要篇幅讨论通过影视手段记录、表达民族志或人类文化内容及观念的拍摄和研究。在理论层面,侧重于让学生了解一般意义的影视人类学,包括影视人类学的发生和发展、各国影视人类学简介及作品分析等;在实践层面,学生将在拍摄过程、摄影实践以及影像制作方面获得视觉人类学工作室的指导。对静止照相机、数字影像设备以及录音机的使用,不仅可以使学生在观察的细致方面有所提高,而且通过声音和图像的“反馈”,可以使学生在访谈与理解形式上更加精确有效。学生在实践中,不仅可以在照相设备的操作方面,更可以在使用影音设备进行人类学田野工作系统以及民族志文献记录片及摄影过程中的实践、方法、民族方面获得具体的训练。从2004年开始,我们已让学生在田野考察实习中尝试使用影像工具,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记录拍摄了大量民族志影像资料。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视觉人类学(二)
硕士研究生或研究生班的课程内容,学生不仅需要对通过摄影、电影、电视和数字呈像等现代图像或影视手段做民族志有更深入理解,还需要理解这样一个在国际影视人类学界公认的观点:在民族志研究中,图像的运用会影响我们对民族学资料的认识,改变对文化与行为的关系的理解,同时也可能改变对象的行为及其对现代文化、社会发展的适应过程,改变在文化习俗中的个体及功能角色的认识。这些视角与关注焦点,会影响人们操控摄影或摄像机所记录的内容和对事实的接近程度,新技术或新媒介的应用可能影响研究和记录方法的维度和发展,同样,视频化和网络化的图像也可能影响对象的思想和行为。课程除了在理论层面上讨论这些主题外,还要在讨论和分析民族学影片叙述结构的差异的基础上,探讨视觉人类学中多种方法的运用及其和过去民族学影片之间的关系。[32]
同时,我认为也需要对研究人类的群体性图像信息以及通过视觉造型和视觉符号记录、存储、传播信息的传统方法和视觉文化行为有所认识,也就是回到视觉人类学本义。我很希望我的学生有更开阔的视野和对图像信息的学术敏感,并对图像学、传播学以及多媒体技术等进行一些跨学科的互动。例如,关于视知觉及其文化心理的研究网络图像的全球化传播及其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本土文化身份的安全性问题,等等。或许,我现在在传播与设计学院兼职的身份有利于这一跨学科的互动。这个新的学院有新媒体与影视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设计学三个系,视觉传播和人文视觉研究将是我们学院的发展重点之一。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艺术人类学
艺术人类学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领域整合视觉人类学,同时,为了学科建设的需要,应该预留更大发展空间,在传统学科理论和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应用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整合诸如象征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神话学、艺术起源论、仪式理论和表演理论等成果,按国内外学者的分析,艺术人类学也可能在传统人类学和相邻学科的框架里进行某些整合,比如艺术人类学中涉及历史、文物等时间维度的内容(如岩画等所谓“原始艺术”),可以和考古学结合;涉及族群和区域文化、人文地理等空间范畴的内容(类似一般所说“民族艺术”),则和民族学有天然的联系;如果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那类民间影像叙事或象征的内容(如“民间艺术”),则属于钟敬文先生所说的下层文化、老百姓的文化,可以和民俗学互相渗透;而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包括大量因民间俗信和宗教信仰萌生的心理投影或精神图像,更是已经衍生出类似图腾艺术、巫傩艺术、宗教艺术、文化象征等研究的诸多领域。[33]
这样一结合,学生觉得既和平时所学的人类学(主要是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课程可以接轨,又感到新鲜。所以从2002年开始,我便在自编的教材《视觉人类学史》[34]和作为学生参考读物《视觉表达》[35]及其系列讲座中,按这个思路开始教学,并争取到教育部和香港大学的研究或交流经费,准备进行更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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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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