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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启耀 徐杰舜]视觉人类学与图像时代
——中山大学邓启耀教授访谈录
  作者:邓启耀 徐杰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6-06 | 点击数:17355
 
徐:“云南合作计划”的主题是什么?有什么内容?
邓:所谓“云南合作计划”,缘起于周文中先生希望通过对中国多元而丰富的民族文化的认识,确证独立的本土文化精神和艺术语言,创造和世界平等对话支撑条件的想法。“云南合作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并包括若干子项目。第一阶段(19931995)支持项目为作曲家田丰先生主持的民族文化传习馆项目、我主持的民族文化考察和云南民族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等;第二阶段(19961998)经国内外专家总结,项目有所调整,继续支持我主持的“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保护”项目、[7]民族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项目,增加了田野考察群成员赵耀鑫主持的民间艺人表彰项目,并加大了对这些项目的支持力度;第三阶段(19992001)是“云南合作计划”取得全面成果的阶段。首先,项目专家从田野考察中总结出来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观念得到更广泛共识,在昆明召开了由来自数十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国际专家和世界几大基金会负责人参加、包括省长和美国副国务卿出席的高规格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讨论通过了我们起草的《云南倡议》,周先生倡导的“云南模式”成为亚洲和世界一些国家保护和发展本土文化的范本;[8]其次,我们积极推进云南省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战略规划,主持起草规划并促使民族文化保护进入地方政府立法和发展战略规划,学者的意见成为政府决策的依据之一。[9]这一时期,周先生频繁往来于美国和云南,和云南政府高层会谈,组织专家和政府官员到美国做文化考察,促成一系列项目合作。这一阶段,获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福特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的项目,有田野考察群成员郭辉军、范建华主持的“云南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项目、[10]民族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项目、赵耀鑫主持的民间艺人表彰项目、中外专家联合进行的“巍山文化走廊”、[11]“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自然和人文评估”等项目和我继续在广东主持的“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保护”第二阶段项目。
先生是个极其认真的人,虽然70高龄,仍经常往来于中美之间,甚至常常和我们一起做田野考察。他常对我们说,东西方最大的不同是文化的不同,是两大文明系统的历史产物。不仅在哲学理念、价值标准、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等方面不同,在符号系统和表现技法等方面也相异甚多。他提供我们资助,却从不做干涉;他派来许多国际一流学者和我们交流,都严守一个原则:由中国人决定做什么,怎么做,一切研究成果也都属于中国学者。他一直强调,要说文化共享的话,不仅要学西方的东西,也应该把东方的东西介绍出去。比如说像音乐、绘画等方面的,它跟西方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我们的教育很长时间没有自己的东西,把自己的传统抛弃了。教育上是西方体系,后来是学苏联的,那种转了一道弯的东西,把我们本土的遗产扔了。这遗产除了主流的上层文化,还有民间的……
徐:对,上层的,下层的。
邓:民间这块相当重要。它是我们的历史忽略了的部分。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远远不是史书上过滤了的那点点东西。中国的现代化,也绝不应该靠抄袭和拷贝西方来完成。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抄袭和拷贝的往往还不是人家一流的东西,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假冒打败原创,赝品取代原作的事。
徐:我知道你们田野考察群做了一个事――滇藏文化带考察。你们是怎么产生将不同文化作为一个结构性整体来观察的念头的?
邓:因为文化不能孤立地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汉文化还是藏文化或其他什么文化,“中心”论都是狂妄但幼稚的。皮亚杰研究儿童心理学和认识发生论,指出自我中心意识是人类认识发展初级阶段的东西。[12]在没认识世界之前,许多文化都把自己看作“中心”。中国传统“一点四方”观,就是这种意识的产物。我和西南一些中青年学者90年代策划“西南研究书系”时,讨论过这个问题。[13]在传统的空间结构关系中,云南、西藏,包括广东等地,都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帝国版图上所指的边疆,是农业的边缘地带,主流族群之外的“蛮夷”,是“天涯海角”边荒之地。但所谓“本土的区系观念”,到底是现实的文化印证,还是属于中国人解释“天下”的象征体系,却仍然是个问题。[14]而且,由什么层面的中国人来“解释”,更是个问题。事实上,地域和族群界线具有相当的“流动性”,[15]是一个历史的建构或以地区取向来理解中国的历史过程的试验场,[16]甚至“可以是从研究主题引申出来的空间”。[17]在“历史过程”中,时间改变了空间,边缘可能位移为前沿。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使“边疆”不再只有内地单向的接触点,也不再只有与农业相关的一种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模式。在生计方式上,逐渐形成以商贸和加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在社会组织上,宗族、侨联、商会等血缘组织、地缘组织和行业组织,形成自足的民间权力机构并对中国政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文化模式上,这些地区背靠中华文化,面向东南亚、南亚和欧美文化,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点。于是中心位移,这些地方成为另一种类似“中心”的结构性地带――一种结构性的文化转型意义的新的社会文化空间。[18]
我们将云南、西藏视为一个“文化带”,就是基于上述考虑,可以说也算一种“从研究主题引申出来的空间”吧。早在一两千年来,那些古道就已经将不同的文化板块连接起来了。要了解一种文化,或者是一个族群的文化,你必须了解和比较它所处的文化生态关系。我们之所以首先考察滇藏文化带,是因为我们太想去西藏了,对文化崇仰已久。经过比较考察,结果发现很有意思,在长达几千公里的地面上,确实有这样一条文化带。这个文化带过去沿着一些古道,现在叫茶马古道,从西双版纳一直连到西藏。在西藏的最西部,我们听到的传说和在西双版纳听到的一模一样,在普兰一个地方的婚俗跟摩梭人的走婚也差不多。我们还去寻访西藏本教寺庙,看它的仪式,不但念的那些经文,他们祭祀用的面偶,呼唤的神祗和鬼灵,都是一样的。考察队有一位摩梭学者,他很熟的呀,他说,哎呀简直和我们的达巴(巫师)搞的一模一样。这个“文化带”是活生生地存在的。我们在路上碰到一辆白族人开的卡车,运的都是铜器。问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说到西藏。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说孩子两岁了还没见过爸爸,现在带他去见爸爸,他爸爸在拉萨,当银匠。后来,我们到了拉萨。拉萨的八廓街有一条小街,住的都是白族工匠。他们跟我们聊,说生意很好,已经接到下个世纪的活了,做不完(当时是1996年)。而且现在藏族不单做铜器,还拿真金白银让他们加工,因为白族工匠手艺好。他们在一个地方弄一个小铺面,在那敲敲打打。后来我们到他们村子里,云南鹤庆一个白族村。每家都有作坊,你家做银筷,我家做铜壶,都有分工。又有人专门把它们汇扰起来,有人搞运输,运到西藏卖,形成一条龙服务。这种类型我们觉得是一种基于本土的自我传承模式,是民间源远流长的跨文化交流方式。比如藏刀,每个藏族都用。刀鞘是白族打的,漂亮。刀柄是汉族的牛角刀柄,刀叶子是阿昌族户撒刀,钢特好。一把刀把四个民族串起来。
徐:白族、汉族、阿昌族和藏族,一把刀就是一个文化的互动体。
邓:还有串成这条文化带的古道上的一个个古城、古镇、古村落、古驿栈。比如巍山古城,离大理只有70公里,它是红河的源头,南诏古国的发祥地,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在那里交汇。后来主干公路没从它那规划,从旁边过了,它便受了冷落。但恰好这种冷落避免了那些“破坏性的建设”,保护了一个古城。我们跑了几次,看到巍山人为求发展,正在做规划,便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来,为他们提供帮助,希望能够用文化、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模式来保护古城。[19]类似的,涉及到建筑、绘画、工艺、音乐、舞蹈,包括交通等方面都有。现在我到了广东,还可以在更大范围做比较研究,比如珠江串起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走廊,还有澜沧江湄公河这样的国际河流连起的文化大通道。
徐:你是以云南为中心,向四面这些文化带、文化边缘逐渐扩展深入。
邓:云南是一个切入点。
徐:一个交汇点?
邓:对。一个交汇点,汉文化、藏文化、东南亚文化在此交汇,是多元文化的结合部。有意思就在于这个交汇点是一个人类学和文化研究资源极其丰富的地方,活跃的边缘地带。
徐:这本《滇藏文化带考察》,图文并重,相当不错。这个课题还有什么成果?
邓:《滇藏文化带考察》[20]是文化图志的一个作品,也是田野考察群的纪念册,我很喜欢上面大家的文字和摄影作品。其他成果主要是根据各人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特长,在各自选择的田野点反复跑,各自完成的。比如有关于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的研究,有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包括梯田文化这样的专门研究,有茶马古道和马帮文化的研究,有民间信仰的研究以及某种文化现象的研究,等等。不同人有不同的研究方向,田野考察群的队伍越来越大,而且注意和当地学者及村民合作,搞不离本土的文化传习。如周凯模对纳西族东巴文化传习学校和白族民间音乐的支援,李永祥在自己彝村支持的民族文化教育,我帮助摩梭妇女创建的传统服饰工艺生产合作社,双胞胎考察组在西双版纳设立的“民俗助学金”,等等。
徐:你们的研究成果是在云南出的吧?
邓:云南大学出版社出了两套,一套田野考察丛书,[21]一套是文化史论丛书。[22]文化史论出了四本,其中就有三本获了奖,一本是获了全国性的奖,民族学界类的一等奖;另外两本是获得云南省政府的一等奖,应该都是很有水准的。还有一些类似图像民族志的作品。[23]
另外有一些我们是分散出版的,为了节约经费,能不拿钱给出版社的,就尽量不给,比如有的书,是不同出版社约稿,不要钱的,就拿到外面去,在北京、上海、浙江、台湾、深圳、云南,出了几本。[24]
徐:这些书加起来都有十几本了?它们有什么特点?
邓:以田野考察为主,在此基础上展开实事求是的分析。就像我们编的《山茶.人文地理》[25]杂志,强调“脚到,眼到,心到”,给图像叙事和文字叙事以同样的地位。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说我们的东西有点“文化研究”的味道。
徐:我看到你主编的《山茶.人文地理》杂志和关于岩画、服饰和民间艺术等方面的学术性画册,都强调给图像叙事和文字叙事以同样的地位。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想法,加上你现在正在做的,似乎你对视觉方面比较敏感?
邓:是的,我希望在图像民族志和视觉人类学方面有所探讨。以图叙事和视觉表达,从来都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一种方式,一种传统。自从人类学会用视觉符号进行表达、叙事或象征,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对象的视觉表达或图像叙事的前史就开始了。如果我们注意一下石器时代的陶器、玉器和岩画,青铜时代的青铜器铸像及纹饰,注意一下无文字民族以图纪事述史和象征的大量实例,以及文字不能代替的图像信息传递方式,就会知道,人类的视觉表达和图像叙事传统,应该是以千年甚至万年来记的。如果把研究人类的群体性图像信息、视觉符号和视觉文化行为纳入视觉人类学研究的视野,那么,可以肯定,人类通过物象或图像记录、表达、保存和传播信息,创造系列性视觉符号并产生大量叙事性象征性视觉文化行为的历史,都是视觉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在人类文明史和人类学学术史上,文字叙事一直都是强势。图像叙事或视觉表达是弱势,是学科上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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