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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俗学记录的传统建立在文字描述和文本化的意义建构之上。随着影像技术的便携化和普及化，目前影像工具在民俗学中的大量运用事实上已成趋势。影像民俗学可以通过有深度的、一系列的、多个侧面的民俗纪录片，同时，在纪录片的田野报告中利用文字进行阐述，两者相结合把体验民俗学、实践民俗学中呈现出的观念和情怀呈现出来，构成由民俗影像纪录片和民俗志相结合的一种影像民俗学。
关键词：视觉人类学；影视民俗学；文本与影像；影像记录工作坊；田野考察
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Vedio-Recording Folklore Workshop）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美国崴莱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旨在推动民俗传统和非遗项目记录的国际交流，完善影像民俗学方法，培养影像民俗学的青年人才队伍，其学科基础是影像民俗学。２０１４年的第一期工作坊招收了１８名学员，系统地讲授影像民俗学课程，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端午节为调查个案，对４个传承地区的端午节民俗开展影像调查，并编辑制作了端午节纪录片。2015年12月14日至2016年1月2日举办了第二次工作坊,分为中国部分的影像记录课程学习和美国部分的圣诞节实地拍摄。笔者作为培训老师参加了两次工作坊。在俄勒冈州当地时间2015年12月26日，现场拍摄告一段落，学员准备进入后期剪辑阶段时，笔者有幸约到工作坊的联合发起人张举文教授和孙正国教授，就工作坊的预设与状态、民俗与影像、文字与图像等问题进行讨论并拍摄视频。拍摄进行了近3个小时，本文的内容即来自于视频素材的整理，在顺序、结构和主要内容上基本与当时拍摄时的状态一致，并有意保持当时口头交流的状态。为使文字通顺，笔者成文时有所改动，一是对两位的谈话略有删减修改，一是就自己的谈话内容作出了补充和逻辑梳理，以形成回应。
一、工作坊的缘起与过程
熊迅（以下简称熊）：首先请张老师谈谈工作坊的缘起。
张举文（以下简称张）：这次工作坊始于2006年的聚会，在武汉华中师大，当时是以民间文化青年论坛一次会议，还有中国民俗学会的民间文学专业委员会成立，我那时候有意识地把谢尔曼拉去了，当时就想鼓动中国民俗学界关注影视。在05、06年，我也请游自荧翻译了谢尔曼的一篇《聚焦:电影与21世纪民俗研究的生存》[1]的问题，那篇文章发表在民间文化论坛的刊物上，也在同一期，我发表了两个小文章进行概念辨析，什么是影视民俗或民俗影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就想翻译谢尔曼的一本书，叫《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2]经过一段时间周折，还要感谢黄永林老师的大力帮助，译文在华中师大的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还在发挥着作用，代表了我们民俗学界对影视的一个角度吧。紧接着到了2000年左右，我们以美国民俗学会的名义，通过路思基金会和中国民俗学会合作。具体合作是和几个学校，包括北师大、华中师大、中山大学，还有其他几个项目，在这几个大项目下我一直关注着影视，所以我们在做计划申请的时候，加了这么一个影视民俗记录工作坊。这件事终于在2014年落成了，要感谢孙老师在那边的张罗、组织等一切工作。当时办这个班有几个初衷，比如说有个普及性的目标，让民俗学界知道怎么记录，同时也要强调田野中间的伦理问题。理论视角上，我们请了谢尔曼，代表美国搞民俗的；我们请了陈建宪老师，代表中国搞影视民俗的人；也请了邓启耀老师，当时他积极答应，但是后来因家里原因，请熊迅老师代表他来；我们还请了武汉电视台的王光艳导演。这样我们这个团队就有了民俗学的、人类学的、电视台的、中国的、美国的，为学员提供了理论的、实践的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当时我们记录的是端午节，根据非遗申报的4个点，我们派人去。当然我们这个工作坊的目的并非追求成品，而是通过这个过程学会记录，利用机器，抓住重点，注意田野中的伦理问题。第一期办得很成功，这还要感谢黄永林老师大力支持和详细协调安排。因为第一次非常成功，才有了今天的第二次，第二次也是因为华中师范大学有这个美国周的项目，通过黄老师的大力协调，我们顺利举办了第二期。第二期也给我们一些意外惊喜，比方说，学员从第一期的七所学校，增加为第二期的二十多所。
孙正国（以下简称孙）：整个报名的是二十多所，五十几个学员。
张：经过大家协商，我们第二期的第二部分转到美国俄勒冈州记录圣诞节情况，有19位学员，他们已经感受到圣诞节在美国的公共空间的情况，来记录这个。大家通过使用软件、机器，体验田野伦理，有了很大的收获。恐怕下一步还要有第三期、第四期，然后我们来筹划。现在要说结果也还比较早，但现在中国的人类学、民俗学界对我们这个工作坊有了很大的兴趣。因为我们强调多学科的视角，强调记录的手段和内容的重要性。希望以后搞人类学、民俗学的朋友，把伦理、技术融入到田野工作中。
孙：其实我们在整个的项目当中，作为国际合作，张老师这边的力量很重要。在很多国际合作中，一个重要的学者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和新的合作的存在，这是必须说明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推动合作的重要的原因。张老师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我从大的背景来看，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学科转型或方向。我们在田野中已经普遍运用了记录的方式，但仅仅是作为一个手段，在民俗学界仅仅是作为把资料记录下来的一种媒介，而没有学科的意识，没有像人类学中视觉人类学这样一个学科的讨论。而在美国的民俗学界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主流的研究方法，甚至于正在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这些大背景在国内已经被意识到了，比如陈建宪老师对影视民俗的持续的关注，他应该从2000年左右就在关注了。但是因为各方面的研究和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这两个背景下，这个中美民俗影像田野记录工作坊的出现，就不仅仅是一个机缘，还可能是一种必然现象。只是说我们这些人，这个契机促使它更早地出现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的背景。第二个我想说明的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也和一些学者对话，他们对我们工作坊的观察中间出现了一些疑惑，或者质疑。他们的质疑在于说有可能存在一种简单的相加，就是把影像的、传播学的方法和民俗学简单相加，那么这种结合在我们工作坊有多大的效果和意义。第二个质疑就是说，作为学科存在的方式来讲还是要有理论的推进。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坊还是一个实操性的，实践性的，那么你这个理论增长从哪个地方来？它的理论的思考、理论的积淀在哪里？都是问题。鉴于这两个质疑或争鸣，今天的一个跨学科的趋势或学科交叉的规律，决定了不可能是简单的相加。因为它不是简单的拿录音机摄像机下去录，而是要系统地接受影像传播学的方法，这就要靠工作坊的理论学习和学者授课去补充起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现在的影像记录的学科里面，他们也有伦理的、田野方法上的一些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应该说是影像伦理问题。恰好这是人类学、民俗学可以给它们提供的一种方法。我想这两个方法的融合，实际上是能感受得到的非常有前景的交叉学科。这种交叉学科的出现，在未来的一个发展当中，尤其是在未来的媒介影像的接受和传播时代，显得特别重要。十多年来的实践当中，不管是民俗学、人类学或影像学，都已经跨越了他自己的方法论了，它们都意识到了需要其他学科来支撑它，尤其是民俗学。民俗学的民俗现象是一个日常化的空间的，它是需要一个立体记录的，而我们传统的记音和文字记录肯定是适应不了的。我们用影像方法的时候，不仅仅是完成空间和场景的记录，关键是要完成它们的一整套的理论方法，所以这个时候它就肯定会改变或提升早期或原有的调查方法，尤其是会在田野过程中产生理论的反思或碰撞。第二个质疑我认为，在任何的学科出现或实践的初期，都不可能去预设一个理论的出现，只有通过我们长期的、有意识的、细节化的工作坊实践当中，才能够去寻找它真正的理论逻辑，或者说才可能发现它的理论价值。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可能有针对性的，有意识的进行理论的推进。在工作坊的目的或意义上，我觉得还是要落实到民俗事件上。比如人类学最早也只是记录是吧，它现在成了那么庞大的一个学科。我想民俗学也是一样的。第三个我想谈一下我们工作坊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更关键的，不是外在的而是我们自身的问题。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理念的实际运用，从日常管理、学术设计和人才目标的一些想法上，我觉得都不是很明确。尤其是我们还缺乏深入有效的手册。这个手册就是我们的纲要，我觉得首先要组成工作坊的学术委员会，应该针对我们前两期的工作做一个研讨，去寻找我们在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探讨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目前的最大目标，其他的实际操作都和整个的框架和手册有关系。当然在我们的整个设计当中，确实可能要理论、学科思考要先行，不能等着实践完了才去发现它。这样工作坊才有一个与学科相关，或者人才培养相关的明确有效的思路、措施。当然在我们的工作坊的一、二期还是一个探索期，甚至还谈不上作为一个学科去成长，所以要更细致的在其他的层面来辅助它成长。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把理论培训加强，我们第二期和第一期的差别就在于第二期的理论强度远远大于第一期，我们邀请了六位老师，来自于民俗学、影像学、人类学、电影学等学科的老师，很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第二点就是和我们原有的传统的理论研究结合，我们开始和学术期刊合作，使我们工作坊从实操的训练到理论总结的成果的呈现。这样就保障了从理论关照的维度上来指导实践，这是我在第二期工作坊最大的感受。如果能够坚持下来，这种感受也将成为工作坊非常良好的保障体系，使得工作坊不是简单的技术和田野的相加，而是带着学科意识和理论关照，去推动工作坊的发展。最后我想说，在未来工作坊的发展中，要以更开放的视野去融合最开放的学科，比如视觉人类学，我们应从中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它的理论体系也好，还是技术与田野的结合也好，已经比较成熟了。这种融合在未来的工作坊中，可以有效解决简单相加的问题。当然一个项目或事业，只有坚持或长久了，达到一定的量了，才谈得上对我们的学科或实践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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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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