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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早期海德格尔已经对物感知问题——我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将涉及——提出了清晰的批评。众所周知，他指出一个总是在时-空上被自然定位的物体，例如我手中的铅笔，原初地并不是作为时空物而遭遇我。毋宁说，铅笔自身表明为物，就对其存在方式的把握而言，它必然原初地出自其使用及其有用性而被规定。海德格尔对奠基性感知之首要性的批评引导他走向了对生活世界概念的一种新表述，而这一概念在其中同时将胡塞尔现象学改造为一种解释学的现象学。
如果人们切近地考察海德格尔在1919年夏对周遭世界体验所做的分析，那么，上文所述说的东西将直观地显现出来。海德格尔所选取的例子就是踏入教室时所看到的讲桌。他的分析的导引性的起始问题是，“我看到什么？”海德格尔一开始就决定性地拒绝了在感知理论上对被阐释的奠基关联的把握，“我仿佛首先看到棕色，（正如海德格尔所阐明的那样）自身区分的平面，接着作为方形，然后是斜面，进而仿佛作为学院的讲台，就像贴标签一样贴上讲台性（Kathederhafte）的标签而把它当作讲桌”。（GA56/57, 71）对海德格尔而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确切地说，对讲桌的体验如此被规定：“我瞬间就看到了讲桌；我不是孤立地看到它：我看到对我来说被高高安置的斜面（…）；我在定向中，在光线和背景中看到讲桌”。（GA56/57, 71）
这一例子在结构和内容上清晰地预演了《存在与时间》中著名的对周遭世界性（Umweltlichkeit）的分析。即是说，我的周遭世界物显然不是自身被给予，而是唯一地在其含义性（Bedeutsamkeit, 或译为因缘意蕴）中为我存在。正如海德格尔强调的那样，我在对讲桌的看中“与我的完整的自我同在”。（GA56/57, 75）通过这一事件特征，他接着强调，周遭世界物在与它的体验（Erleben）的关联中拥有“在其自身中的真正的自身指引”。（GA56/57, 91）因为在体验中，它的意义特征似乎瞬间就直接地向我敞开。
在对讲桌的看的文本中被提及的作为（Als）在其他地方被海德格尔典型地称之为“含义性的作为”。（GA 58, 114）这种含义性的作为，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就是一种“以必然的方式总是境遇性生成的历史物”。（GA 58, 114）在这些早期著作中如此被标明的确定的结构因素恰恰就是那个著名的解释学的作为，在《存在与时间》中，区别于海德格尔当作解释（Auslegung）的前理论的存在方式之基本成分来强调的作为，——人在其中持续地运作并被指明。对海德格尔而言，这里决定性的是，所有对物的前谓词层次的看自身总已经是领会-解释性的了。
为了在其有用性中自身被展开，被解释物如何必须从解释出发在其指引关联中被先行领会，早期海德格尔在看讲桌这一重要的例子中自问式地对此进行了仔细地阐明。结果，在周遭世界性上体验的自我在其解释性的领会中首先被构造的可能性所开启。海德格尔追问道，这种“对讲桌的瞬间把握”是否仅仅在分享本己的学院的生活形式的前提下才可能。他通过对黑森林农民的指示而提出了异议，他踏入教室，但却不知道讲桌是什么或称作什么。海德格尔再次强化了这一视角，由此他联想到一个塞内加尔人，后者离开他的茅屋突然进入教室，并且在对讲桌之有用性的茫然无知中站在它前面。
在这些例子中，海德格尔指出，缺少或根本缺乏与学院的生活关联的亲密性并不会导向眼前的讲桌被看作单纯的颜色复合和平面。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黑森林农民也会把在他眼前的东西看作“带有含义的对象”。（GA 56/57, 71）也就是说，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那样，他看到了“教师的座位”。（GA 56/57, 71）在这里，在海德格尔所引证的异乡的-陌生人的例子中，塞内加尔人并非相应地把讲桌先天地解释为单纯的某物（Etwas），而是根据所有的或然性，将它解释“为一种他一开始便对此一无所知的某物”。（GA 56/57, 72）但这意味着，立义性的看可以从与讲桌相似的某物那里得出个体性的和根本不同的结果，而一种“以含义方式存在的（bedeutungshaftes）因素”则总已经为周遭世界的体验所持有了。（GA 56/57, 72）重要的是应该看到，这种“以含义方式存在的因素”不能够被把握为一种附加地被安置在首次被给予的对象之上的意义特征。
由此，海德格尔表达了下述根本明察，“根据它们的本质核，‘原料的陌生存在’的以含义方式的存在（Bedeutungshafte）与‘讲桌’的以含义方式的存在（…）绝对同一”。（GA 56/57, 72）同一地被构造的以含义方式的存在在其构造周遭世界的含义性的潜能中拥有其本质核。由此，含义性就是所有周遭世界之体验的形式结构。对每个人而言，含义性总是关于某种含义物的含义性，它在与周遭世界的体验的关联中自身给出，而这一体验或者由教授的讲桌那样的例子所阐发，或者隐含在对塞内加尔人的关注中。因而，一个更大范围的绝对性在起作用。因为，在对有区别地被表达的以含义方式存在的因素的指明中，作为生活世界之区分的含义性差别自身勾勒为与关联校准相似的认识奠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生活世界自身总已经同时是复多的了，并且偶然地被把握，进而历史性地被完全规定为文化的意义关联的多样性。同时，正是这种具体的生活现实性在其含义性中构造了各种周遭世界体验的意义敞开性。
在这些例子中，塞内加尔人从他们本己的以非科学的方式表现出的历史的经验视域中，构造出他们的释义范畴，并且合乎本质地不把讲桌把握为如是之物。科学的生活世界在这些被挑选出的例子上，在它们的意义关联中并未被揭示，而在其不可通达性中也是陌生的。这里提到的揭示性同时也描述了在塞内加尔人和黑森林农民的环境中的性质区别。尽管黑森林农民的个别具体的生活世界的经验关联也是非科学的。但是，黑森林农民的具体的生活世界的经验处于以个体的方式在文化上超越它的历史视域之中，而后者作为欧洲文化同样属于科学的生活形式。这种在文化上以历史的方式自身（存在的）视域为黑森林农民开启这样的可能性，在对讲桌的看中，以含义方式存在的因素：“教师的座位”被揭示为意义关联。因而，斜面与高台之间的秩序关系使农民们回忆起他们学生时代在其中学习知识的教室，而课堂在斜面上便被预示了。
海德格尔在黑森林农民和塞内加尔人踏入教室的陌生经验的例子中，意在强调地点移位（Ortsverlagerung）。因而，他的生活现象学的重点自然在于表明，地点移位必须准确地被理解为差异经验。这里使用的经验概念用威廉-狄尔泰的话来说就是这种过程，“一种现实物通过它就能展开意识”。（狄尔泰，XIX,23）经验根据其结构就是一种敞开的事件。而它也可以唯一地以这种方式说明某物。它说明的东西就是对它的如何（Wie）之实际如是（Dass）中的现实物的认可。从解释学上考察，这就是那种对在含义性之差异中，在根基上被复数化的生活世界的成己的复数性的认可。世界的差异性并不单纯是存在者状态的多样性，毋宁说，生活世界的存在论结构被标出，而作为存在者之整体的世界之传统概念也由此得到克服，同时，海德格尔对周遭世界体验的分析的确定性明察也应该被看作决定性的进一步思路。
应该相关地指出，作为-关联（Als-Bezug）在看讲桌的具体解释学境遇中，在其生活世界关联中，通过历史文化的处境而在先被规定。具体地说，只要我的“作为被看到的某物”从一种对属于它的指引关联的先行领会中导出，某物就会仅仅被我领会为含义物。这种指引关联给出了生活世界的视域，自我便在这种视域中领会并解释性地与周遭世界的遭遇物相关联。由此，周遭世界具有世界性（Welthaftigkeit），因而真正的自身指引在含义性中构造性地回归体验着它的自我之上。而这以如下方式发生，先天的以含义方式存在的某物的意义展开之可能性合含义地对我展开。只有当我可以同一化那种属于我的生活世界境遇——我的领会的可能性从中为我先行标出——的某物时，这一切才得以发生。在这里同时显出了一种内在的要求特征的境遇。也就是说，唯有当我能统一我之权能中的境遇的被给予性，即，我在其中可以如同充实行为相对的要求那样去充实认识相对的要求时，我才能领会境遇。
至此展现的是“自身”（Selbst）这一表述在关联方式中，并且作为关联方式的意义。海德格尔关注的是，我存在于从关联——我甚至首先沉默地生活在此关联中——出发自身遭遇的生活世界中。一般情况下，我在此关联中总是自身交付于操劳（Besorgendem）。因而可以看到，我首先在我的周遭世界或从这一世界出发而自身遭遇，但我也共在地在我的共在世界或从它出发与他人交往。换言之，我生活于世，这个世界作为周遭世界和共在世界，从我的自身中赢得它的特征化的含义性。这种在结构上“从我自身出发”的被把握物，对海德格尔而言，并不借助于一种反思行为才自身时间化。毋宁说，在所有反思以前，我们的世界领会被构造为自身领会，因而我们的自身领会原初地就是世界领会。
海德格尔对实际的生活实施中存在的自身（Selbst）的意义问题给出了纲领性的回答，原文为：“自身的表达内容就是它的境遇。我拥有自身，意味着：活的境遇被领会”。（GA 58, 166）但是，与某物-领会交织在一起的构造性的自身领会的因素，被规定为向可能性的境遇相即的意义展开的筹划，而这种可能性在其现实化的空间中，如同在其具体要求的轮廓中一样，通过生活世界的实际境遇而在先被构造。
因此，海德格尔现在把与“自我”的传统相对的，自身（Selbst）的以非客观化的方式被表述的现象称为“经验的节律”。（GA 58, 258）即是说，自身唯一地存在于“境遇的当下表达”中。（GA 58, 258）在此意义上，对海德格尔而言，那种历史的实际性的自身既非实体，亦非自我的本质核，正如他所表述的那样，而是“‘生活经验’的功能”。（GA 56/57, 208）它的具体化恰恰就是自身世界的“非客观化的境遇”。（GA 58, 258）海德格尔对此如此阐释，生活经验的关联“（就是）一种贯穿性的境遇关联”。（GA 56/57, 210）借助于将自身作生活经验功能的假设，自我的观念在过程领会中以生活世界的方式被语境化。海德格尔简要地如此把握：“自身生活于弥新的，并且自身重新贯穿的，对所有接续物而言都未丧失的境遇之中”。（GA 58, 62）这样一种自身的世界境遇在海德格尔看来由此也就“不是对物因素的秩序规定的构形，而是现象，生活构造物和生活关联”。（GA 58, 165）
与狄尔泰的解释学的生命关联这一基本概念的接近在这里可以清楚地被看到。它源于海德格尔前期的某个必要阶段在本己的道路上对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的实在敬重。在这种接近中，同时也已经掺入了海德格尔在这一方向上独特的改造成就。因为对狄尔泰来说，自身（Selbst）通过集聚（Zusammenhalt），唯一地在对作为结构关联的生命关联之发展和展开而言的推动力的作用中，扮演着“灵魂力量”的创造统一性的角色。当然，向“自身在其中发现自身的生活牵连”（狄尔泰，XIX, 349）的转向在狄尔泰那里存在于业已被差异化的境况（Zustndlichkeit）之中。与此相反，海德格尔将作为表达现象的境遇直接表述为自身的存在特征。但这意味着，海德格尔在早期实际性（Faktizitt）的存在论的意义中既不能有意义地，也不具可能性地谈论那种独立于仿佛以境遇的方式被给予的自我的存在。海德格尔因而把这种自我理解为“境遇-自我”。（GA 56/57,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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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 2009-03-2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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