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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者们
更近的一段时间里，针对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研究出现了另一种历史的观照，开启了古代希腊之外的传统。沃纳·凯尔伯的（Werner H. Kelber）《口传的与书写的福音书》（The Oral and the Written Gospel，1983）揭示出三部福音书中记载的故事，综合了根据口头记忆规则写作的资料，与文人以读者为大声朗读的预设对象而创作的资料形成对照：一方面是耶稣的宣道与格言，另一方面是有关耶稣受难和死亡的叙述。
与凯尔伯有关的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旧约》尤其是作为书面形式而言，在犹太文化中是常见的，事实上，《旧约》是一种口承─书写等式操作的记载，其间口头素材在经文中被编篡为法典。最初是以腓尼基文字，尔后是阿拉伯文字，最后才是希伯来文。这一见解或许能在以口头记忆为要求的希伯来创作形式上清晰地显示出来，但仍需做更全面的探解。
犹太教宗教写作的阐释，迄今为止已形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研究事业。我意识到，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人们特别明确地将其现存的形式从其初期的写作形式中分解出来，而其早期的写作形式却具备了转写为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优势。
在犹太法典的学术传统与当代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领域中流行的解构主义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联系。前者的工作中心是将所有神圣文本的集合群视作文本；后者以雅克·德里达为代表的法国学派对文本也做出了详尽的阐释，其后学术力量转移到了美国耶鲁大学英语系。人们注意到这一运动是对书写文字产生怀疑的一种回应。要知道，我们关注的是文本，而非消解文本。此外，当你进行这种文本解构之后，留下的还有什么呢？如果不是口头词汇隐约地显现，就是传播交流中的口头模式，而文本之于这种口头模式仅仅只是一种指符，而且也许是一种含混的、误导的指符。就文本阐释中解构主义方法论所面临的困境来说，我们不会去冒险尝试任何超越自己知识范畴的领域，除非再次注意到口头规则的发现，可以部分地解决其间的两难推理，尽管这并不是答案的全部。
麦克鲁汉对印刷出版的评估持一种消极的否定态度，将之视为印刷排字的（typographical）即线性思维的创造物，在电子媒介的使用中他观察到：这种创造物对立于更为丰富的、更为复杂的、具有多相性层面的意识与传播。回顾麦克鲁汉以后，那些与口承主义不无纠葛的学科都可以说是他的继承人，他们一直的努力都以此为导向，去获得书写背后的信息，以重新捕捉口头言说或口语行动的意指。
然而，在口头语言的学术研究中所出现的勃兴，同样激发了对其对立物──书籍、印刷文本、书写语言更为密切的关注。在文化进程中，书籍印刷及其日益增长的读者群可以视为一种潜在的力量，既推动着人类认知的发展，也推动着社会的变化，而远非是其间的一种消极力量。印刷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并对其他社会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影响。要求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远非是要回归到口承传统中去，而是书写的新的可能性，是一种读者通过印刷而得以交流的书写，而非凭借声音来交流的书写。那是印刷书籍的知识成果中传达给我们的新事物，早在40年前就被英国的切特（Chaytor，1945）注意到了；尔后，法国的费伯尔和马丁（Febver and Martin,1976)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更近的一段时间，哥腾堡的印刷机也从伊丽莎白·依森斯汀（Elizabeth Eisenstein）另辟蹊径的著作标题下讨回了拖付已久的欠款（得到了应有的评价）：《印刷机作为变革的代理人：现代欧洲早期的传播与文化转型》（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1979）。
从远古时期的荷马到《新约》，到修辞学，到现代派的解构主义；从非洲的手鼓(tom-tom) 到玻利尼西亚的歌谣，到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到俄罗斯的文盲；从哥腾堡的活版印刷术到辊筒印刷，最后到现在的广播和电视──这些形形色色、纷繁庞杂的人类知识都相互关联着，都是在口承─书写等式的语境中形成的。而且，其间的多样性、多元性与差异性也将通过各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得以认识和理解，正如它们的确被视为特定的研究对象而被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追踪着。
现代哲学家在他们的理论思考中偶然地涉略到了口承问题，也许带着某种勉强，他们也肯定了现代人心智与思维中存在的口承现象。一方面，解释学的哲学家们（这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为了探寻文本化的陈述中所深隐的意义，已近乎暗示出文本背后所掩埋的事实，可以用口头语言而非书写语言来表达，尽管这种隐藏的事实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术语而非口头语汇来加以描述的。另一方面，人们看到了维特根斯坦不平常的转变，开始他将语言视为一种从大众意识中抽绎出清晰逻辑的工具；而后来他却更倾向于将语言当作人类日常交流的或推想为人类认知的养育者──一种语言的形成，正是因为它可以对惯例习俗作出回应，这在任何一种既定的语言人群都可以观察到。对于那些没有受益于阅读或书写的人群而言，这些惯例习俗如果不是口头的，不是在人们的唇齿间出现的或铭记的，它们又能是什么？
在一个平行的方向，奥斯汀（J. L. Austin）于1962年在牛津大学开始关注于探讨表演性演说的句法，他观察到：在说go的时候，第三人称使用goeth, 在说come的时候，第三人称则使用cometh。由此，我们也从孩童的口头重音中认识到，他们对界定一个物品的性质毫无兴趣，而只是想对它做点什么事儿，或是用它做点什么事儿。
口承与书写之间形成的对垒愈演愈烈：在出版物方面响起了一种日趋高亢的迭声合唱。然而，这种合唱是否有任何的和谐性呢？是否存着创建某些整体模型以纳入各种不同见解的需要呢？好比以理论搭起一些拱形实体，使之可以横跨于口承─书写等式之间，因为二者既在历史的维度上共同运作过，同时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发生着作用；是否有这样一种学说或理论可以为解释这种情形而陈述其特定的基本原理，以期所有的调查研究能够建立或展示它们之间的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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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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