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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驱
说到这场论战的爆发，有必要回顾1962年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麦克鲁汉之前的一些理论前驱，在他们自己的那个时代几乎鲜为人知，即使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也几乎很少被人注意到。这里要提及的人物至少有5位。首先是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 他的博士论文《荷马中的传统特性修饰语》（L'Epithete traditionelle dans Homere, 1928）是现代荷马口头创作理论的奠基性文献。帕里之后，到哈洛德·伊里斯(Harold Innis)的《传播的偏斜》（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1951）一书出版，口承─书写问题获得了长达25年的推进，这是出乎人们预料之外的。这也许是当时法国的时代特征，梅耶（Meillet）所在的国度，以及这位语言学理论的巨擘和他的声名吸引了帕里去那里学习并证明了他自己善于接受新思想。此前的许多年里，帕里关于荷马语言的见解，在他自己的国家甚或是在大不列颠都没得到广泛传播。这里可以加一个脚注：凡是那些研究这段学术史及其相关文献的人士，或许已经发现或间接提到了口头语言与书写语言之间的联系──针对书籍形式的文本与文本背后的语词而言──他们也会被这一领域中法国学者发挥的中心作用所震动。到了1946～47年间，帕里的论文，在得到许多文章的增援之后，在哈佛古典哲学研究系列中得以出版，由此在哈佛大学引起重视，因而他的学生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才得以开始录制帕里在巴尔干半岛搜集到的表演资料。如果我们让同期出版的那些著作引导，便可得到这种比较研究的结论──在荷马史诗与现存的口头创作之间──汇集在洛德的《故事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 1960）一书中。洛德的著作扩展并延伸了这些研究，涵盖到了史诗创作中的主题与程式范型。
伊里斯过去是一位持保守论见的经济学家，以其在加拿大运输系统的性质与结构研究方面的诸多著述而引人注目。然而，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传播技术的历史、传播的社会文化效用，涉及的范围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王国直到现当代的今天。对于一位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量化经济学与经济管理的学者来说，在其晚年突然专攻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确是异乎寻常。人们或许要问这是为什么？当然这有其根由：伊里斯曾经也关注过纸浆和造纸工业的经济学问题，观察过树木是怎样被转换为新闻印刷的，又是怎样被输送给耗量巨大的现代出版业的经济过程及其社会功能。正是印刷技术的优势才使得现代出版业对纸张的无限吞噬成为可能。滚轮印刷压倒了平版印刷，使大众传播途径在其产品中导引出了一个可以量化的暴涨。伊里斯看到的是，自己家乡的森林被转化为纽约地铁上的瞬间阅读。
伊里斯回想起成长自己的那个小镇，那里的交流除了个人之外，是简约的，从容的，而且有一种沉思冥想的氛围，他很快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性的大众传媒根本不给现代人留出时间去思考。即时消息掠夺了人们回首历史的感悟，掠夺了人们展望未来的力量，也掠夺了人们从目前决策中正视一种可能正在走向的将来。这就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偏斜。技术本身促成了这种思维状态，他深感遗憾。
为了让自己担负起这个历史的责任，他开始追寻前技术世界的语言方式及其在社会沟通与认知效果方面所发挥的交流作用。由此，他将口头传承问题作为书写的对立物而联接起来，虽然他避免了将二者视作简单的二元对立。人们在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优先设定的线索，口头语言以其特定的优势胜过书写的也就是印刷出来的语言。从帕里提供的荷马诗歌模型中，他也得到某些支持[4]。
一年之后，一部论旨迥异的著作问世，同样地对口承━书写等式的理解产生了决定性的深远影响。这部著作就是吉尔博（I. J. Gelb）的《书写研究》（A Study of Writing，1952），读者从其副标题“文字学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Grammatology）可能会联想到14年之后面世的雅克·德里达的名著《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1976）。在口承━书写问题的语境中，吉尔博著作的重要性或许没能得到全面的理解。虽然他没有像我本人那样去捍卫古希腊字母文字的独特性，但该书有力地驳倒了那些对早期书写体系的适用性所提出的辩护。尤其是，古代希腊文字确实从腓尼基[5]文字体系（Phoenician）借用了许多字母和音值，不过一种被吉尔博称之为“不发声的音节文字” 被揭示出来。也就是说，读者对这一书写体系要表达的意思不能作出精细的语音鉴别。这种在阅读与阐释中出现的含混是不可思议的──它出现的频率是如此之高，以致于阻碍了任何腓尼基文献实体的成形，不论以我们的概念来看，还是以古代希腊人的认识来看，因为腓尼基文献荡然无存。这一文字体系是一种用于贸易的简略表达，仅此而已。
6年之后，瓦尔特·翁出版了他的《分支：对话的方法与衰落》（Ramus: Method and Decay of Dialogue, 1958），该著是后来学术论战的另一个预示，尽管当初也同样没受到足够的重视。它初步地揭示出与口承─书写等式直接有关的一个问题，而且这次是来自于修辞学的研究与实践。这种自古以来以口头训练为基本的轨范在社会的精英群体中发挥着一种中心的作用，甚至在我们父辈的时代依然保持着某些影响，而且在天主教的教育制度中一直占有一种优势。
瓦尔特·翁认识到，当修辞的规则在一种书写体系──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字话语中──被文本化、形式化、僵固化之后，其语言的活力与生命力受到了极大的禁锢。“口头对话”，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为了教育的种种目的而被这种书写形式平面化了，也就此而走向“衰落”。翁的洞见引发了人们后来的许多思考，并由此产生了极为丰富的成果和著述，翁也因此成为口承─书写研究的领军人物。
1963年以后，关于口承─书写问题的学术发表与出版物急速扩增，可谓汗牛充栋。留下的一个问题是概略地描述卷入其间的不同学科。诚然，每一学科都有别于其他学科，但在这些年里，各学科或参与到口承─书写等式的讨论中，或与此问题的讨论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虽然有时人们并没意识到。有的人认为一种正在出现的研究模式已经清晰可辨，有的人却尚未完全理解或认识到，但是这一讨论业已成为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力量推进并提升着人们对社会与人类思维的理解。
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一讨论中已经形成了一道分界线：或强调这一等式中的口承传统，或支持这一等式中的书写传统。在前者的拥护者中，人类学家占据了首要的位置，更明确地说，是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古迪和芬尼根(Ruth Finnegan)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其他学者的著述中。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背景下，人们不该忘记的学者还有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979）和乔瑟（Jousse ，1925），他们分别将玻利尼西亚与近东带入了人们的视野。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在亚马逊河盆地进行的研究也早于二战爆发。当然，还有帕里和洛德在古典学领域的研究增补了巴尔干半岛的当代案例。由于这时已经有了另一种传媒设备的技术补充──录音磁带和磁盘的装备，学者们已经能够穿越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去探寻被翁和我本人称为“原生口承性”（Primary Orality）的遗迹，并且能够带回这些在退化的口承事象以重新演示和用于研究。在被我们欣然称之为“文明世界”的边缘，幸存下来的部落社会中依然以口头方式保存和传播着歌谣、圣歌、史诗、舞蹈、表演和音乐等口头传统。尤其是非洲和玻利尼西亚一直被视为口头资料的重要来源，提供着将一个无文字社会凝聚为一体的语言种类及其某些原型，尽管现在这些可资利用的资料通常已被书写侵蚀。
学者中一直不乏麦克鲁汉的后继者，依循着他的主张，他们在今天的现实情境中发掘口头传统的复兴，至少在精神层面上，进一步探究过去历史的遗风。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一部题为《认知的进程及其文化与社会的基础》（Cognitive Development: Its Cultur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于1976年面世，为人们提供了亚历山大·鲁里亚(Alexander Luria)研究的英文本。鲁里亚在前苏联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进行了长达45年的研究。从中他得出了极其深湛的结论，即使后来的调查研究者也力有未逮。尤其是他倾力于对同一个社区里的识文断字群体进行比较研究。
从一个不同的切面来看，我们要将口承━书写语境中的现代语言学纳入这一讨论的范围。尽管比较语文学（过去习惯的说法）立足于在文本与发现之间进行比较，例如英语中的印欧语来源，现在人们理解的语言学致力于洞悉和理解隐藏在字母背后的语音，提出口头声音的机制实际上是一门科学。其分析的对象要素是音素，而非书写出来的语词──声学或有关声音的现象需要发音或发音方法，而非默默无声的阅读。的确，书写的文字或语词可以掩盖音素，而音素的发现却不得不通过字母来呈现，而且要求用其自身的符号类型来体现。口头词汇在其文字的呈现背后得以探究，即使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也能观察到，一种复原的诱惑就是以损害口语的原貌为代价，以书写指符重构一种符号体系。另一种倾向则是在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和思考，因为这种文本解读更多地依赖于视觉而非听觉。
口头性或口承的根基作为识别社会传播甚或个体认知的一个前提条件，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存在某个有证可考的个案可用来说明口头性一直持续不断地存在着，也可证实在当今的人群中依然保有一种口头意识，但历史的维度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帕里─洛德的方法论将过去的古代希腊与今天的巴尔干半岛联结到了一起，也就是说，他们将荷马诗歌与至今仍在南斯拉夫传承的一种乡下诗歌（没受过书面教育的）整合到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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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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