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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回到荷马问题，古代希腊史诗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信息的巨大武库。我们现在拥有这些信息，是因为它们已经由于书写而记录下来，而不是因为那些适用于一个前文字社会的内容。
基于这个目的，语言得以使用。然而希腊语，是一种特定的希腊语，不是色诺芬（Xenophon）[7]的、或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8]的希腊语，而是一种有韵律的、可以重复成百或上千行的唱诵，而且因具有韵律和节奏而易于记忆，正如其诗行不断重复的节拍成为一种必定的方式，而不是典型的散文。再者，与这个时期古希腊的方言土语比较而言，其词汇看上去带有某种人工修饰的意味；也就是说，它散发着一种淡淡的古旧气息，而这正是古体《旧约》的遗韵。
史诗的一个用途是贮存信息，另一个明显的用途就是娱乐。它不得不讲述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物或做着某些事情，或为这些事情所困扰，其间最彰显的一点就是没有抽象的陈述。读者由此可以反思：倘若你自己不总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而存在，也就决不可能作为一个哲学家、一个知识分子，或一个理论家而存在。
因此，口承的秘诀并不以会话交流中的语言行为为依存，而是以为提取记忆中贮存的信息而使用的语言为依存。这种语言必须达到两个要求：一是节奏韵律感；二是叙事性。它的句法始终忠于一次行动或一次激情的描述，而非原理或概念。举一简单的例子，它永远不会说“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而会说“诚实的人总是吉星高照。”
这些口头的语言习惯，部分地成型于我们的生物遗传之中，书写能够补充和增强其中的某些欠缺，但决不会全面地取而代之。如果我们试图压制这些口承习惯，只会危及自身。
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没有现代书写，这里指的是古希腊的书写，我们既不会有科学、哲学、法典，甚或是文学，也不会有汽车和飞机。某种事物的发生发展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在柏拉图写作的同时，一种缓慢的变革出现了，而这一变革的成功秘诀就贮藏在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卓越技术中。
这种文字实现了将令人惊叹的复杂事物联合为一个整体。设计出一套有限的、细小的形状，足以用手快捷地进行勾画，而且能够被熟练地用于组构不同的形状群组，进而产生出两个、三个、或四个，以至数以千计的义群联合，以对应喉部和嘴部的专门化器官所发出的成千上万的语言噪声。一种给定的语言将自身局限在一种给定的数目中。一页纸上的字母排列成为一个自动的“提白者”，回应着在大脑内部复诵的言说。自这种文字的发明以来，人类已经经历了多少个世纪，当读者阅读的时候，原初的口承习惯依然会让读者的嘴唇发出语音，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其历史的最初阶段，按这种方式学习阅读的人可能就是儿童。人们慢慢发现：如果在儿童尚未完全掌握他的口头语言时，便将这种古希腊字母文字教给他的话，就能允许口头的和视觉的两种习惯联合起来，并列地灌输给儿童。与之俱来的结果使人们认识到：可视的字型形状引导着声音的音值，并形成一种能动的反射作用。这种反射作用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将字型数目限定在30个以下，以便记住它们，而后给字型赋予有效的声域和音区，以致详尽无遗地牢记所有的语音，不给臆测留任何余地，这样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口语音值了。古代希腊的字母文字，提供了一个缜密的声学语音的原子表（atomic），通过不同的、多样化的联合，可以说，能够再现语言学中言说的分子（molecules）。最基本的结构原理保留了下来，不论是否已经在希腊字母、罗马字母或西里尔字母[9]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使用。这就是古代希腊文字的突破。以往的文字体系都未能如此全面地记录语言在口头使用中的变化范围（语域）。
最初，这种字母文字被用于记录以前为记忆而创作的希腊史诗、抒情诗和戏剧中的口头语言。人们认识到这种文字作为语音的全面寄存，可以被置入一种崭新的贮存器中，而不再依赖于唤起口头记忆的韵律节奏，此时思维的变革便开始了。这种文字可以成为一种文献，一种可视形状的永久状态，不再是空气中转瞬即逝的一次振颤；不到因为某种缘故需要重新扫视时，或是确实已经忘记时，这样的形状都可以放置到一旁。于是，口头记忆的机制可能渐渐会被能够提供文献的散文所取代，如最初的历史学、最初的哲学，最初的散文体法典，最初的散文体修辞学。而且，叙述的需要，激进的句法，以及那些活跃的代言人都要求用一种定义、分类、分析的屈折句法，去取代贮存在记忆中的、也可能被弃置一旁的口头言说。这样做的就是柏拉图的散文，及其衣钵的继承者，他们不仅出现在哲学、科学、历史学、分类学、法学的领域中，同时也出现在道德的范畴中。欧洲文化渐渐迁移，迈进了分析的、反思的、阐释的、散文体的理性话语氛围。
作为一种信息的贮存手段，有韵律的语词也日渐被废弃了。它失去了与社会相关的功能性联系。回观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变化的发生，并不像历史逻辑或许要求的那样迅速。在欧洲社会，诗歌的语词长久地保持着一种功能，即发挥着教诲（诗教）的作用。《埃涅伊德》（The Aeneid）、《神曲》（The Divine Comedy）和《失乐园》(Paradise Lost)，都让我们记起这种事实。只有到了20世纪，人们或许才说，我们已经完全具备了从记忆到文献转型的逻辑前提。我们的文化确实是一种散文体的文化。
然而，我提出这一推论的责任为了阐明──口承既然是与生俱来的，它一定就会发生作用。不论口承的表达方式和认知方式有怎样的局限性──有节奏的、叙述性的、以行动为导向的──这些要素对我们抽象的书写意识而言都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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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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